">
">
西泠印社前社长启功作品
">
西泠印社前社长饶宗颐作品
">
广东南方印社副社长陈昇徽作品
">
西泠印社前社长马衡作品
">
梁晓庄作品《兰蕙同馨》
">
黄耀忠作品《鱼嬉秋水》
">
蔡照波作品《墨竹图》
">
蔡照波作品《月圆人和》
">
西泠印社首任社长吴昌硕作品
">
兰圃园内展馆现场。
">
“从江南到岭南（浙派印风）学习交流会”现场。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陈运成
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王燕
“从江南到岭南”孤山与兰圃的金石兰缘——西泠印社、广东南方印社诗书画印联展及系列活动近期在广州兰圃举行，四大展区铺展南北印学脉络，六大主题活动贯穿全程，江南孤山文脉与岭南兰圃雅韵展开深度对话。展览展出西泠印社七任社长——吴昌硕、马衡、张宗祥、沙孟海、赵朴初、启功、饶宗颐的金石书画珍品，以及广东南方印社社员以兰圃十二景、咏兰诗词为主题创作的诗书画印佳作，展现传统印学在当代的传承与创新。
从孤山到兰圃：
西泠印社与岭南印坛 一段双向奔赴的金石佳话
兰圃园内多个展馆通过诗书画印联展、学术沙龙、兰圃文创等多元形态，将篆刻的金石气韵与兰花的清雅风骨相融，让江南与岭南传统文化在交融中传承创新，于方寸印石间彰显文人雅趣与时代精神。七任西泠印社社长的作品串联起西泠与岭南的“金石情缘”。其中，国学泰斗饶宗颐出生于广东潮州，正是岭南文脉滋养出的大家。
本次展览中，除西泠印社七任社长佳作外，最引人注目的是广东南方印社艺术家以兰圃“十二景”为题倾情创作的诗、书、画、印合璧系列作品。一景一佳构，金石与园林共融，游客可于方寸之间赏岭南名园的风雅。
2025年，“百廿风华 播芳六合——西泠印社社藏金石书画精品展”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展出，从而开启两地双向展览互动的序幕，“从岭南到江南”展赴杭州印学博物馆举办后，到这次广州兰圃举办的“从江南到岭南”孤山与兰圃的金石兰缘——西泠印社、广东南方印社诗书画印联展，双向展览让两地印学资源实现共享，百年印缘在当代焕发新活力。
2026年9月10日，为梳理研究岭南印风与江南浙派印风之间的艺术渊源，广东南方印社联合广州兰圃共同举办“从江南到岭南（浙派印风）学习交流会”。专家围绕江南与岭南篆刻艺术的历史交流脉络展开研讨，证实了清代浙派与广东文人的深度互动。
广东南方印社社长蔡照波梳理了历史上江南与岭南在篆刻艺术上的四个重要交流阶段，强调两者之间从单向输入到双向奔赴的过程。
广州市书法家协会金石委员会副主任黄耀忠通过展示珍稀实物与文献，详细论证了浙派名家与广东藏家之间的紧密联系。他展示了广东篆刻家何昆玉1872年赴山东拜会陈介祺时制作的《汉印精华》中所存秦始皇统一度量衡诏版拓片，具有极高文献价值。广东高要篆刻家何昆玉与陈介祺交好，参与《十钟山房印举》的钤拓，后来他将陈介祺及自己所藏的古铜印选取精华，钤拓三千多方编纂成《汉印精华》。浙派篆刻名家徐三庚与何瑗玉（何昆玉的哥哥）交好，光绪元年（1875年）九月初三两人在杭州飞来峰共同题名，六天之后的重阳，徐三庚又为何瑗玉写了一副篆书对联，证实了密切的个人交往。黄耀忠表示，虽然缺乏徐三庚亲临东莞可园的文字记载，但现存十余方徐三庚为可园主人及其友人刻制的印章实物（多字印、大印面），确证了其在可园的创作活动。还有胡鼻山为居巢镌刻砚铭，这些实物印证了浙派印人与岭南文人的广泛交往。
广州市书法家协会主席梁晓庄从自己收藏的印谱《看篆楼印谱》《钱胡印存》出发，阐述了广东篆刻生态受到浙派的巨大影响。
据梁晓庄介绍，清代广东收藏家潘有为（潘仕成叔父）与浙派名家黄易交往深厚，现在北京故宫存有多封两人关于古印收藏的书信。潘有为编纂的《看篆楼印谱》是广东第一部收藏古玺印的印谱，其收藏的两千多方古印后通过何昆玉流转至石钟山房主人陈介祺的“万印楼”，占陈氏收藏的相当比例。广东新会篆刻家严荄因常赴杭州拜访钱松、胡震等浙派大家，并编纂《钱胡印存》，保留了太平天国战乱前后浙派名家的珍贵印迹。这些历史证物表明，岭南印学与浙派的交流渊源深厚。
青年篆刻家林伟劲结合“西泠八家”的作品，深入分析了浙派篆刻的艺术特征及其对当代创作的启示。
从孤山到兰圃，从江南到岭南，西泠印社与岭南印坛的联络，是一段跨越百年、双向奔赴的金石佳话。
访谈
广东南方印社社长蔡照波：
“以书入印”的学术取向，是岭南印学精神的基本底色
广州日报：从历史上看，江南与岭南在篆刻艺术上有哪些交流？
蔡照波：历史上江南与岭南在篆刻艺术上有四个重要交流阶段。第一阶段：明代中后期（单向输入）。广东文人赴江浙为官或游历，将吴门篆刻风格带回岭南，代表人物有黎民表、欧大任、张萱等人，开启了对岭南文人篆刻的启蒙。
第二阶段：清代中后期（双向互动）。随着金石学兴盛，阮元、翁方纲等学者官员将中原考古成果带入广东。张敬修邀请余曼庵、常云生等浙派名家莅临，促进了深度交流，东莞可园成为南北篆刻交流的重要枢纽。而广东学者如谢景卿通过编纂《汉印分韵合编》、何昆玉协助陈介祺编纂《石钟山房印谱》等著作反向影响江浙学界，实现学术上的双向奔赴。
第三阶段：晚清至民国初期（反向输出）。黄士陵（黄牧甫）旅居广东，融合金石学与本土特色，创立“黟山派”。1918年，广东人易大厂与李尹桑在上海成立“海上印社”，同年回广州成立“濠上印学社”，体现了广东篆刻力量向上海及全国的反向输出与影响。
第四阶段：当代（全面深度融合）。2025年，广州艺术博物院举办“百廿风华 播芳六合——西泠印社社藏金石书画精品展”，并开启在中国印学博物馆、广州兰圃举办的“从岭南到江南”双向巡展等活动，两地交流达到新高度，构成了百年文脉的当代叙事。
广州日报：作为南方印社社长，您觉得岭南中青年篆刻创作者的印学精神与技法内核，体现在哪些方面？
蔡照波：当下印坛可谓百花齐放、丰富多彩，令人欣慰。黟山派作为一个形成于岭南、传承于岭南，并辐射港澳、影响全国的重要印学流派，实为岭南艺人之幸，值得我们好好传承与发扬。在此背景下，广东南方印社及整个广东印坛，始终坚持以文字学考据、金石碑版史料研究为根基，强调“以书入印”，重视笔意在印章中的表达。这一学术取向，构成了南方印人承继黄士陵印学精神的基本底色。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传承并非要求后人亦步亦趋地模仿黄士陵的既有风格，而是对其核心印学理念的延续。无论面貌如何演变，那份追求笔意与古文字底蕴的精神底色始终不变。黄士陵在岭南留下的印学遗产，正是这一脉传承的灵魂所在。只要坚守这份底色，广东印学便能在时代变迁中保持自身的学术根基与文化品格。
广东印坛在这方面做得尤为扎实。每一方印都有明确的文字学出处，每一笔画的变化，皆可追溯至商周铜器铭文等古文字资料，绝非凭空杜撰。这种严谨求实的创作态度，使广东篆刻在百花齐放的印坛中呈现出一种自立而厚重的品格。我认为，这正是黄士陵印学精神在当代的延续与体现。
广州日报：您在中大读书时，师承商承祚先生学习古文字与金石之学，商老的教学方法和理念是怎样的？
蔡照波：老一辈学者的教学方式非常务实、真诚。我们十几二十个学生，每逢周末便结伴到商承祚先生家中上课。商老亲自批改作业、布置下一阶段的练习，同时将他收藏的书法、器物随手展示，结合实物为我们讲解如何欣赏与学习。这便是他惯常的授学模式，随和而真切，令我们受益良多。
商老特别强调要学好《说文解字》，而学好《说文》就得下功夫抄写、临习，要通晓“六书”。他反复告诫我们要“师古”，切勿追随时人，这是他对后学最核心的警示。
记忆尤深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当时偏爱明清流派印风，觉得其线条婀娜流美、姿态动人，颇为自得。商老看后，平和地对我说：看似很美，也不是不好，但劝我还是少刻这些，要多刻汉印——取法秦汉，才是“师古”的正途，要力求取法高古。
这番话不仅在当时给我们这批学生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也深刻影响了我日后的求学方向。自那以后，我一直将追求汉印精神作为自己篆刻创作的核心目标。
广州日报：南方印社以传承岭南印学为核心使命，在社团教学、展览、学术研究中，未来会通过哪些工作，进一步深挖、普及岭南印学价值？
蔡照波：广东南方印社现有社员约两百人，其中西泠印社社员十八位。社员分布于中山大学、广州美术学院、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广州新华学院等多所高校，各自在三尺讲台上讲授书法篆刻，形成了一条扎实的传承链条。
此外，南方印社定期举办高研班，为学员系统讲授篆刻课程，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便是对岭南印学影响至深的黟山派黄牧甫篆刻艺术。黟山派的核心特点——重视文字研究、金石考据、以书入印——正是实现理论史料与篆刻创作相结合的关键。有了这一学术支撑，篆刻便不止于工艺层面的操刀弄石，而真正上升为具有学术深度的艺术。我们在教学中着力贯彻“以提升审美为要”的理念，将理论修养与历史观念的传授融汇于创作实践之中。这是我们力求达成的教学方向，也是对岭南印学精神一脉相承的延续。
广州日报：岭南篆刻近年来与西泠印社等团体的交流互动，对岭南的篆刻有什么影响？
蔡照波：我觉得这样的互动非常好。此前，西泠印社有一大批馆藏珍品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展出，让岭南的市民和篆刻爱好者大饱眼福，看到了许多平时难得一见的文物与名作，对开阔视野、借鉴他人助益良多。几个月后，西泠印社又邀请我们广东南方印社组织一批作品，到西泠印社举办展览。于是我们在西泠印社的印学博物馆进行了公开展出，展览名为“从岭南到江南”，同时出版了一本作品集。这种双向交流，对双方都有促进，确实能够取长补短，这一点毋庸置疑。
但更重要的是，西泠印社百年以来名家辈出，历史积淀深厚，人才储备丰富，这恰恰是我们广东印坛需要认真学习的地方。正是看到了这份差距与方向，我们才更加积极地推动和欢迎这样双向交流的机会。
蔡照波：西泠印社社员、广东南方印社社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书法家协会第六届副主席、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