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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海国
八月初，我回到故乡湖北荆州，田里的中稻正在抽穗。
我年少时，这个时候的江汉平原，正是“双抢”最苦的日子。顶着三伏天的毒日头，农民抢收早稻，抢插晚秧，没日没夜地干上二十天，人像被榨过一遍。如今当地早已不搞“双抢”，只种一季优质中稻，产量反而比过去两季还高。站在田埂上，稻穗低垂。
这些年，每次回老家，我都有意拍照。
镜头里是父母。他们从黑发到满头银丝，从挺直的腰板到日渐蹒跚的脚步。然后是孩子，在同一个屋檐下一年年长高。再后来是房子，砖瓦房变楼房，泥巴路变水泥路，黑白电视变成手机屏幕。我拍了二十多年，拍的全是“自己家”。去年开始动笔写《屋之忆》《塘边的芦花》《根在本地 身成外乡》，把文字和照片放在一起看，忽然觉得不对。
我错过了太多。
做了二十多年摄影记者，眼睛早就被训练出一种“职业反应”——找热点、追事件、等那个“决定性瞬间”。亨利·卡蒂埃·布列松说：“摄影就是在几分之一秒内，识别一个事件的意义，并组织该事件的精确形式。”这句话我信奉了半辈子。端着相机，心跳加速，等待那个非摁不可的时刻。拍完就走，赶往下一个现场。这种节奏下，故乡是什么？是一次次短促的停靠，是按下快门后便赶往远方的驿站。
直到近两三年，通过大量阅读摄影史和摄影名著，我才慢慢转过弯来。
新地形学的罗伯特·亚当斯拍美国西部，那些被人类改造过的风景——高速公路、住宅区、采石场——在别人眼里“毫无诗意”，他却把风景看作一种事件，一场短暂而持续上演的戏剧。他拍的不是“美”，是“存在”。类型学的贝歇夫妇更极端，拍水塔、高炉、煤仓、冷却塔，同一主题、同一视角、不同地点，像科学家在采集标本。他们的照片没有“瞬间”可言，平淡、冷静，甚至枯燥，但几百张并置在一起，你看到的是工业文明的完整肖像。
他们让我明白一件事：一张照片不需要“发生”什么，才值得看。日常的、平凡的、沉默的事物，本身就有观看的价值。不是每一次摁快门都需要一个“新闻由头”。故乡那些“没什么可拍”的角落——塘边的芦花、荒草里的老屋、田埂上佝偻的背影——恰恰是最值得被凝视的。
而我从这里走出去，又经常回来，本应是最合适的记录者。这片土地上的一条条沟渠我都蹚过，一棵棵老树我都爬过。如果要拍一部“故乡变迁”的影像档案，没有人比我更有资格举起相机。但我没有。我端着相机追了二十年的“大事件”，却把家门口的“大事件”漏了个干净。
边拍边后悔。后悔的不是技术，是观看方式出了问题。新闻摄影是“快速判断”，快门一响，判断结束；而记录故乡需要“持续凝视”，需要你年复一年站在同一个位置，拍同一片土地，等时间自己显影。
贝歇夫妇的学生、著名摄影师托马斯·斯特鲁斯说过一句话，大意是：“照片不是捕捉瞬间，而是让时间变得可见。”真正的摄影，不是去追那个稍纵即逝的“瞬间”，而是让时间本身在画面里沉淀下来。
我现在明白，故乡这部作品，不需要“决定性瞬间”。它需要的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在场”，需要我每年都站在这片土地上，举着相机，拍那片芦花从枯黄到新绿，从新绿到枯黄。
过去二十年错过的，现在开始补。芦花年年会开，我年年回来，一张一张地把底片续上。等到拍不动的那天，把照片按时间排开，或许就能看见——这片土地是怎么在我这一代人的镜头里，一声不响地，变成了另一个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