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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的钟表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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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贝壳彩绘罗汉摆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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琳琅满目的文物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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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1号”沉船出水的南宋金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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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妙惟肖的人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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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金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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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金耳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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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蕃禺”铭椭圆形漆盒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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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块城砖是已发现的最早有“广州”字样的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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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交会徽章
8月22日，备受期待的“城脉千年——广州建城2240年得名1800年专题展”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正式开幕。
走入位于三楼、面积达1200平方米的展厅，仿若一步迈入了穿越千年尺度的时光长廊，迈入辉煌灿烂的国宝大观。从见证广州早期文明曙光、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石锛、陶罐、牙璋、玉环，到“蕃禺”“广州”最早出现的漆盒、城砖；从蔚为大观的西汉南越王墓宝藏，到记录下丰富历史细节的“岭南第一简”；从本土生活气息浓厚的陶灶、陶田，到刻录下繁多海外面孔的胡人俑；从舟行万里的元青花水注，到远销世界的“广州制造”；从广州起义工人赤卫队佩戴的红布带，到敢饮“头啖汤”的广交会资料……时序为轴，文物为证，一卷漫长、生动，具有全球视野与历史纵深的“广州故事”徐徐展开。
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举办本次展览，既是梳理呈现广州从“任嚣城”到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发展脉络，让厚重历史可知可感，让城市文脉薪火相传，增强市民群众对城市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也是通过回望2240年的建城史，让人们从“城址未移、文脉不断”的历史奇迹中汲取智慧，从“敢为人先、勇立潮头”的城市特质中汲取力量，进而激扬永争第一的雄心壮志，砥砺厚积薄发的决心意志，积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继续在高质量发展方面发挥领头羊和火车头作用，续写生生不息的城市传奇。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卜松竹
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陈忧子、王燕
肇始还是接续？
广州从何而来？
公元前214年，秦南海郡尉任嚣择越秀山麓、珠江之畔筑蕃禺城，广州城脉由此肇基。
如果我们将目光投回2240年前，番禺城始筑的那一天，不禁会问：究竟是怎样的机缘，让志在一统天下的秦始皇和百战精锐的将士们，选择了云山珠水之间的这片土地，作为兴建一座新城的所在？他们夯筑起的第一段城墙，是建立在茫茫荒原之上，还是在接续某种久远的传承？
“其实在秦定岭南之前，在包括云山珠水在内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早已有了人类的活动。”大展执行策展人、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易西兵接受记者专访时如是表示。
易西兵说，距今六七千年前，环珠江口地区已有频繁的人类活动。先民依水而居，采猎捕捞，并发展出磨石制陶、驯畜筑屋、种植水稻等生产方式。在广州所辖的11个区，都发现了先秦时期的考古遗存，最早的是增城的金兰寺遗址，年代上限距今约6000年。
展览中展出了一件商代的牙璋，出土于增城墨依山遗址。这种起源于史前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重要礼器，商时期传入环珠江口地区。它的发现，直观体现了中原夏商礼制南传岭南、远及东南亚的深远影响。而展览开端部分陈列的有肩、有段石锛作为百越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也曾通过海上交通，远播至东南亚及西太平洋诸岛。
“所以广州城并不是在一片不毛之地上建起来的。”易西兵说，当时的岭南地区，包括珠江三角洲在内，拥有特色鲜明的文化，而且一直积极地与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以及海外进行着互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正是包括珠江流域在内的众多地区先民们共同努力的结果。
“作为一座城脉绵延、商脉通达、文脉赓续、气脉雄壮的名城，2000多年的建城历史和1800年的得名史，不仅充分地体现了广州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放在整个中华文明发展的大背景中，在百万年的人类史、1万年的文化史和5000多年的文明史当中，同样占有重要地位。”易西兵表示。
2240年“不搬家”
意味着什么？
一件铭刻着“十四年属邦工 蕺丞”字样的铜戈，静静地立在展柜中。“十四年”当为秦王政十四年，即公元前233年。“物勒工名”的军器制作传统告诉我们，它应当是由秦中央督造并为入越秦军配备的武器，是秦统一岭南的重要历史物证。
易西兵指出，广州建城以来的发展，一直以来都是在中央政府的有效管制之下。秦统一岭南设南海、桂林、象三郡，代表着岭南地区正式被纳入中央政府的管制。秦将赵佗建立南越国，始终以中央政府的藩属国自居，效仿汉制，和辑百越，深刻影响了岭南地区的发展，也对岭南地区融入中华文明大家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展览中展出了为数众多的“秦砖汉瓦”，以及带有“长乐”“长秋”“未央”等与长安城宫室名称一致的陶器，让我们可以推测南越国在宫室建筑中对汉王朝的效仿；而铭刻着“华音”二字的陶器残片，则无声地讲述着南越王赵佗对中原故土的思念之情。
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南越，置南海、合浦等九郡，番禺重为南海郡治。公元226年，东吴分交州置广州，广州至此得名，1800年来城址未移，名称未改，今天的北京路、中山四路一带依然是城市重要的中心。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暨荔湾研究院教授、专题展专家顾问组成员冷东指出，放眼全球，大型都市两千多年城心不移者屈指可数，仅罗马、亚历山大、广州等数座城市。这一特质，让广州成为世界城市史“原地生长型城市”经典范本，既是华夏文明连续性在南方的绝佳例证，也是中国海洋文明长时段稳定发展的标志性见证。
冷东认为，广州得名的历史发展过程，从政治层面看，是中央王朝对岭南地区，从间接羁縻到直接管控，再到直接治理的完整历史见证；从经济地理层面看，是“三江汇总、山海相拥”的独一无二的中心区位持续赋能城市发展的直接结果；从文化层面看，是中原文化、岭南土著文化、海洋商业文化，在两千多年里不断交融后的综合文化载体。而从城市记忆的层面看，广州的地名叠积史，是中国南疆地区，从蛮荒之地到区域中心，再到世界级都市的完整历史缩影。
展览中有一块“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皆平康”的城砖，是我们目前所见的最早出现“广州”字样的文物。它与那件盒盖上烙印“蕃禺”二字的秦代漆盒一样，都是历史长河温柔地赠予我们的“广州的签名”。
唐代广州外贸进一步发展，广州发展成为东方第一大港。大量来自西亚、南亚、东南亚的商人汇聚于此，于是在城西建起了蕃坊。根据今天的估算，蕃坊的面积比广州城的面积还大。名僧鉴真第五次东渡日本因为风暴的袭击漂流到海南岛，随后在广州停留了三个月，他在珠江江面上看到各种船只云集、香药珍宝积载如山的盛况。五代南汉改广州为兴王府，大量建设离宫别院。北宋扩建广州城为三城，城区面积扩大到2.8平方公里，相当于秦汉番禺城的10倍，还开通了六脉渠，城市的市政建设取得了里程碑式的进步。明初洪武年间将广州三城合一，在1380年又北拓至越秀山，“青山半入城，六脉皆通海”的城市格局正式形成。嘉靖时期沿珠江扩建新城，让城区面积进一步扩大到6.5平方公里，也基本奠定了今天广州历史城区的格局。
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安东强指出，广州建城、得名以来，每一个时代都在不断地叠加和赋予它新的城市意涵。而且从古到今每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都在发挥着影响华夏、影响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厚重感，一直具有开放包容的生命力，至为难得。
世界有很多“商都”
广州有什么不同？
展览相当重的一部分篇幅，围绕着“千年商都”的脉络展开。这是广州最为人熟知的城市标签之一。但中国拥有众多历史悠久的商业都市，广州究竟有何不同？千年以来，驱动这座城市持续繁荣的“经济密码”究竟是什么？
展览先从地理层面展开。它告诉我们，广州襟山带海，腹地辽阔，水陆通达。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为广州建城以来不间断地保持对外交往的活力提供了竞争优势，助推这里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的汇集点。
“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凑。”成书于西汉的《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全国有九大都会。番禺是其中唯一的海外贸易商品聚集地，堪称我国沿海城市中最早形成的港市。它与开辟于秦汉，繁荣发展于唐宋，鼎盛于明清的海上丝绸之路始终同步，共荣共生。安东强说，作为一个向海而生的复合型城市，广州能让大家从海洋视角理解华夏文明兼具大河与海洋文明特质。
1955年，先烈东路沙河顶的一座汉墓中，出土了一条东汉时期的陶船。这是一艘内河或沿海航行的客货两用船。它实证了此时“舵”已经被发明，比欧洲早了近1000年。造船业与航运业的高度发展，推动了海上贸易的不断扩大，令众多海外奇珍汇聚于广州。展览中，一串“金球玛瑙珠串”璀璨夺目，让人难以移开眼睛。其中的十二面菱形焊珠镂空小金球焊珠工艺源自西亚。而南越文王墓中出土的蒜瓣纹银盒让人想起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工艺，角形玉杯则与希腊、罗马时期广泛流行的“来通杯”遥相呼应。不少舶来品和海外工艺技术传入岭南，再输入长安、洛阳等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制度创新则是广州外贸长盛不衰的重要保障。隋唐宋元时期，广州海贸大发展。隋朝在广州建南海神祠，以期护佑海路平安。唐代从广州出发的“通海夷道”远达波斯湾和东非海岸，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但更重要的变化，则来自市舶制度的创立。唐中期，朝廷在广州设市舶使，宋初置市舶司，统管东南沿海贸易，广州成为最重要的港口和海贸中心。宋元丰三年（1080年），朝廷修订推行的“广州市舶条法”，是世界上最早的成文海贸法。宋元时期，市舶制度逐步推广至东南沿海的各个港口，深刻影响了中国外贸的发展。
明清之时，大航海浪潮席卷全球。广州倚山海之利，成为东西方海上贸易的核心枢纽。从市舶司规制的朝贡贸易，到隆庆开关后的民间商舶扬帆，再到一口通商时代十三行的万商云集，广州海外贸易在制度演进中持续勃兴，造就了“银钱堆满十三行”的商贸盛景。
在全球贸易中大放异彩的“广州制造”也是展览中的一大亮点。从广珐琅、广彩，到外销画、外销扇、外销漆器，许多文物都值得大家去打卡和细细品味。它们承载着中国传统工艺精髓与文化内核，远渡重洋，推动欧洲“中国风”兴起，为世界工艺美术发展注入东方活力。
始终不断进取
精神动力何在？
从展览中，我们能深刻地感受到一代代广州人不懈探索、勇于进取的精神。那么这种劲健、开放、致远的城市性格如何形成？
专家指出，岭南地区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是海陆文明、中外文化交流的前沿地，广州位处这一前沿地的最中心。从先秦秦汉时期百越文化与中原文化、楚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的交融，到魏晋隋唐时期宗教文化踏海而来并与中华文化和谐共生；从中原移民南下带来文教兴盛，到明清广州成为西学东渐与“中国风”西传的双向枢纽，广州一直在积极参与世界人文交流和文明互鉴。广州不仅是万商云集的东方大港，更是人类文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城市典范。
在展览中被浓墨重彩展示的诸多文物，就是最好的例证：西汉圆雕玉舞人，是越女跳楚舞的形象；西汉铜釜、甑、鍪，是巴蜀文化的典型炊器；西汉虎噬羊纹鎏金铜牌饰，带有草原文化的影子……
易西兵说，三国以后，由于战乱等原因，多批中原人士南迁岭南，他们不仅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还带来了更加丰富多样的文化。与此同时，一批官员、文人，如韩愈、米芾、苏轼、汤显祖等，或谪守或游历岭南，也深刻地影响了岭南的文化与习俗。
公元750年前后，阿曼著名航海家阿布·奥贝德驾驶双桅帆木双船“苏哈尔”号，经过7个半月抵达广州。著名的《一千零一夜》那篇脍炙人口的《辛巴达航海旅行记》中的部分内容，便取材于奥贝德的这段经历。展览中展出的“苏哈尔”号船模，让我们可以一睹“辛巴达”的传奇往事，找寻广州连通世界的开放基因。
宋元时期，岭南学术与中原争鸣。明代岭南心学开宗立派，引领全国学风。清代书院遍布城乡。清中叶，广州学者融通重考据的汉学与重义理的宋学，形成务实兼容的岭南学术格局，推动地域文化全面觉醒。陈献章、湛若水、朱次琦、阮元、陈澧……一长串星光熠熠的名字，昭示着广州的文化底蕴。
两次鸦片战争迫使中国的国门进一步打开，西潮东渐进一步影响了广州社会的方方面面。从三元里抗英到黄花岗起义，从林则徐虎门销烟到孙中山探索共和，从中共三大召开到广州起义爆发，一代代仁人志士在广州点燃革命火种，开创历史新篇。
展览展出的广州起义工人赤卫队佩戴的红布带，是1927年时起义战士的标识。广州起义失败后，广州工人赤卫队第一联队中队长杨馨坤在撤出广州时将红布带带回英德老家秘密收藏起来。1959年由梁仁声捐赠给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它与谭平山等人创办的《广东群报》、梁桂华的农民运动特派员委任状、陈铁军的自传手迹等展品一道，展现着革命先辈们的热血与赤诚。
往事越千年
未来更可期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广州始终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始终在时代浪潮中奋勇争先。从广交会打开新中国对外开放大门，到改革开放蹚出发展新路；从亚运盛会广迎四海宾客，到十五运会见证三地同心；从用心用情保护名城记忆，到全方位打造中心型世界城市，广州持续以“走在前、作示范、挑大梁”的使命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坚实的“广州力量”。
“气脉雄如此，由来是广州。”专家指出，文物见证历史，映照当下，启迪未来。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通过“城脉千年”这样一个展览，希望能让广大海内外游客和广州市民能更多地思考，作为一座2240年来一直辉煌，一直跻身于世界大舞台之上，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过程中积极地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城市，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如何继续保持这种敢为人先、勇立潮头、奋斗不止的精神和气度；也希望大家在厚植乡土情怀之外，思索一座21世纪的城市应当具有怎样的发展格局，如何保持一种可持续的活力，屹立于世界城市之林。
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展览涉及文物多、历史跨度长，是近年来广州聚集珍贵文物最多、文博单位参与最广的一次专题大展。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国内场馆给予大力支持，借展珍贵文物。全市各文博场馆全力支持，提供馆藏珍品，抽调骨干力量组建资深策展团队、讲解团队。同时，还邀请陈春声、刘志伟、李庆新等知名学者担任学术顾问。配合专题展览，还配套举办4场系列学术研讨会，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学术交流，以学术讲好广州历史文化故事。此外，从展览开幕起，广州图书馆、广州艺术博物院将陆续推出20多场专题讲座，邀请知名专家和文史学者主讲。同时，还将出版专题展图录和文献辑要，策划文旅路线与研学活动，让展览走出展厅、走近市民游客。
本次专题展由广州文化集团旗下广州美术公司深化设计与施工，据该公司负责人介绍，他们发挥文博展陈行业56载专业实力，秉承敬畏历史、热爱羊城初心，深入挖掘千年广州考古史料与出土文物深厚内涵，创新运用先进丰富的策展技术，实现考古普及、历史叙事、审美表达与互动体验有机统一，在1200平方米沉浸式空间展现广州城脉千年魅力，展现文化国企使命担当。
一城千年，风华百代，向历史回望，向未来作答：“什么，最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