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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在助手黄萱的协助下进行研究，其时正在写作《柳如是别传》。（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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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在住宅走廊为学生讲课。（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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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与夫人唐筼在学校专为他铺设的白色水泥路上散步。（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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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求会教授在中大陈寅恪故居的阳台上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粤好书
1949年1月19日，陈寅恪先生应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之邀，乘船抵达广州，从此再未离开。他先后在岭南大学和院系调整后的中山大学任教，故居至今仍在。红砖绿树间，那条先生行走过的小路依然静默，仿佛还在等待那拄杖徐行的脚步。
近日，广东人民出版社推出学者张求会的新作《陈寅恪四书》。张求会从事义宁陈氏家族研究三十余年，此次以四卷本、逾千页的篇幅，从生平流转、人际交往、集外文钩沉到学术史评论四个维度，为“陈寅恪研究”构筑起一座立体的文献堡垒。他说过的一句话或可为这部半生心血作注：“研究陈寅恪，两辈子都不够用。”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孙珺（除署名外）
四卷各有分工又彼此呼应
《陈寅恪四书》是广东行政学院张求会教授积三十余年之功完成的陈寅恪研究之作，全书四册共计约1300页。张求会自1994年起从事义宁陈氏家族文献整理与研究，此前已出版《陈寅恪的家族史》、《陈寅恪丛考》、《陈寅恪家史》等专著，并合作编纂《陈宝箴集》。
《陈寅恪四书》这套书以“四书”命名，四本书分别为《馀生流转》《古调犹弹》《世外文章》《尔尔区区》，书名俱出自陈寅恪诗句，四本书各有分工又彼此呼应。张求会教授在接受本报专访时坦言，最初没有想到要出四本，后来觉得可以做大一些，就变成了一套四本。四本书的分工也不是一开始就预设好的，而是逐步调整的。“客观地说，读者的感受、反馈也强化了我对四本书‘既分工又呼应’的认知，觉得好像是那么一回事。”
在这套书里，张求会教授做了“侦探式”钩沉，例如，首次披露佚文《敦煌本〈太公家教〉书后》、陈寅恪为《宋诗精华录》作的19条批注、考订“念和”代笔真相、挖掘陈寅恪与唐筼多封佚札（连存疑件也公开），而且把“陈寅恪研究”本身当成对象，正视“陈学”界的过度阐释和选择性遗忘。四本书侧重点各不相同，完成时间有先有后，文章长短、内容深浅也不完全一样。
那对于普通读者来说，从哪里读起比较合适呢？张求会建议可以先看第一本，再看第二本，接着看第四本，“第三本比较‘难看’一些，最后看”。他谦虚地说：“观点、结论、判断不一定都对，但是材料的出处都作了如实交代，论证的过程也是透明的，欢迎大家提出宝贵意见。”
陈寅恪人生26.14%的时间在广州度过
陈先生出生于1890年7月3日，1949年1月19日来到广州，1969年10月7日在这里去世。他一生活了28950天，在广州待了7568天，人生26.14%的时间是在广州度过的。在广州期间，陈寅恪虽目盲体衰，却在助手的协助下，完成了《柳如是别传》《论再生缘》等巨著，以及《论韩愈》等重要论文，学术生涯迎来了“继往开来”的新阶段。
张求会在书中对这段岁月有大量着墨，更可贵的是，有一些是新内容。例如：书里有一篇《〈陈寅恪授史图〉初探》，关注的是一张陈先生在中大住宅走廊上为学生讲课的照片。“这张照片经常被引用，相关背景却不明不白。我通过走访当年的听课人汪廷奎先生、搜讨相关史料，最大限度地确认了当天听课的部分学生的基本情况。此外，结合中山大学百年校庆（2024年）重新为陈寅恪故居布展等最新信息，我在书里作出最新的推论：这幅照片与另一幅著名的照片（陈先生在助手黄萱女士帮助下从事著述）拍摄于同一天——1957年3月8日。”
第二本书《古调犹弹》也有新内容。以往大家都习惯将刘节、梁方仲二先生并列为“与陈寅恪关系最密切、情感最有共鸣的人”，但是通过仔细研究这两位教授的日记和其他材料，张求会认为：刘、陈之交与梁、陈之交，有同有异，且异大于同。他在书里打了一个比喻：“前者是酒，后者是茶。”“这些往事都发生在广州，早就成了广州历史的一部分，相信广州的读者看完后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对话张求会
学问冷僻但大众认知度极高，是因为陈寅恪的人格、精神和思想
读kè还是què
广州日报：首先请教您一个大众争论不休的基础问题：陈寅恪的“恪”，到底读kè还是què?
张求会：这个争论由来已久。从毕树棠先生（陈寅恪先生在清华大学的同事）的回忆来看，陈先生在世时，“恪”就有两种读法，陈先生都接受，而且认为没必要纠正。后来，学术界的人读què的越来越多，从南到北都如此。
我自己1994年开始接触“陈寅恪研究”，也跟着老先生们念què。等到我发现陈先生生前在护照上也用过ke或ko或koh的注音时，就有些动摇了。特别是2000年我出版《陈寅恪的家族史》时，出版社坚持要求将其姓名统一注音为CHEN YINKE。为了省事——免得说一套又写一套，此后我就统一念kè。
事实上，这个问题涉及音韵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很多方面，不是那么简单。以前的字典里，“恪”字曾经有过两个读音，但在后来取消了què音，现在使用的《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1985年12月由国家语委、国家教委、广电部联合发布）也明确规定：“恪kè（统读）。”
“统读”是什么意思？“审音表”主要起草人徐世荣先生做过这样的解释：“统读，即此字不论用于任何词语中只读一音。”所以，从语言规范性而言，出版社只认kè并没有错。但是，陈先生的女儿们一再坚持家里从来都是念què，态度明确而坚定。
解决这个问题，心态上可以学一学陈先生，完全没必要争一个对错。具体做法上，有两点可以提一提：一是仍然要遵循“名从主人”的基本原则（有理由相信，至亲之人所读之音大概率不会违背本人意愿），二是希望在尚未实施的新版《普通话异读词审音表（修订稿）》里，恢复这些特殊字词的另一种读音，使其获得“合法”身份。比如可以这样规定：“恪kè，用作人名时也念què，如近代学者陈寅恪。”
广州日报：写这套书你觉得最难的地方在哪里？
张求会：最难的还是材料的获取与利用。不少档案还没有开放，还有一些珍稀材料在私人收藏家手中。此外，辨别材料的真假难度在加大。因为各种原因，陈先生的一些遗稿（遗物）流向了拍卖市场，这些手迹有真有假，用不用、怎么用这些材料也很令人纠结。我在第三本书（《世外文章》）里说有些署名陈先生的信札可能存疑，一方面是老老实实承认自己辨识水平有限，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唤起大家更多关注这类特殊材料。
“学术陈寅恪”与“文化符号陈寅恪”
广州日报：陈寅恪的学术门槛极高，但他的名字在大众文化中却具有广泛的认知度。您如何看待“学术陈寅恪”与“文化符号陈寅恪”之间的差距？
张求会：陈先生的学问太了不起了。弟子蒋天枢评价：“先生于学，既渊且广。”另一弟子卞僧慧则将他称为“旷世之大师，不世出之人杰”。我斗胆以自己为例，谈一谈普通研究者面对这位大师的敬畏。我做陈先生的“研究”也有三十多年了，但对于他的核心成就连皮毛都不懂，《陈寅恪四书》充其量只是“陈寅恪研究”的外围产品，我称为“雕虫之作”而非“雕龙之作”。我相信不少读者也和我一样，在阅读陈先生的作品时，不但有认知门槛，而且有阅读障碍。这样一位研究高冷学问，而且不爱抛头露面的纯粹学人，偏偏获得了极高的世俗名声，想起来确实令人费解。把陈先生其人其事带进公众视野，广州学者、作家陆键东先生是最大的功臣，他的《陈寅恪的最后20年》是一座不可逾越的丰碑。我在第四本书《尔尔区区》里有一篇对陆先生著作的评论文章（《〈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让更多人认识陈寅恪》）里面谈到了陈寅恪先生成为“公共符号”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陈先生在大众文化中的认知度之所以那么高，肯定不仅仅来源于他的学术专业成就。刚才提到的他的两位弟子，曾经不约而同地赞颂其人格、精神、思想之伟力：“履险如夷，胸怀坦荡，不斤斤于境遇，不戚戚于困穷，而精探力索，超越凡响，‘论学论治，迥异时流’。而忧国忧民之思，悲天悯人之怀，郁勃于胸中，一发之于述作与歌诗。先生之浩气遒矣！”（蒋天枢语）“先生如精琢多面体之金刚石，一有光源即灿烂夺目。从先生可以见世界万象，从世界万象亦可以见先生。先生人虽没，但其思想、学说之影响却从未停止。”（卞僧慧语）
这些话语绝非学生对老师的阿谀奉承，而是经受住了岁月考验的客观评价。除了学问的桂冠，陈先生头上一定具有别样的光环，感动着人们，吸引着人们，启发着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