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王维宣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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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左鹏军
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王维宣 摄
羊城学堂
广州日报讯 （全媒体记者谭敏、付迎红）七百多年前的一场厓山海战在岭南大地上留下了深刻的文化印记。8月8日上午，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左鹏军做客羊城学堂，以“一个岭南记忆的生成：从厓山到宋王台”为题，带领听众探寻南宋王朝在岭南的最后记忆，以及数百年来历代文人志士的家国情怀、忠义精魂。
厓山是不屈意志的精神象征
“厓山、宋王台这两个地理坐标对岭南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影响非常深远，在广东、广州生活的人，应当对这段历史记忆有所关注。”讲座伊始，左鹏军率先回顾了一段南宋末年悲壮的海上流亡史实。
据记载，临安之降后，面对节节推进、穷追不舍的元军，南宋政权沿海向东南方向一路逃亡。1277年，流亡朝廷驻足今日香港九龙，留下后世所称宋王台遗迹。而后战乱持续，直至祥兴二年（1279年），厓门海战爆发，宋军全线溃败。突围无望之际，左丞相陆秀夫背负幼帝赵昺纵身投海，杨太后、十余万军民相继蹈海殉国。至此，南宋彻底毁灭于厓山的怒海波涛之中。
左鹏军表示，“厓山战役的结束不仅标志着南宋王朝的彻底灭亡，而且使远在天南的广东厓山成为追忆历史兴亡、纪念英雄烈士的文化遗址，更是反映岭南不屈意志的精神象征。”
异代同悲的厓山记忆书写
“一个时代的精神文化高度，不是由它的平均数所决定，而是以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人物为标志。这些人通常能昭示一个时代最昂扬、最深刻，也最值得尊重的精神。”左鹏军强调。
文天祥便是这样的人物。他写下《过零丁洋》《坐北舟中望厓门诗》《哭厓山》等名篇，字字泣血、慷慨激昂，成为咏叹厓山的开篇诗作。
元朝灭亡、明朝建立之后，厓山书写迎来一个高峰。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当属出身于广东新会的理学家、诗人陈献章。左鹏军介绍，陈献章对厓山的书写持续了一生。不止笔墨吟咏，他主动奔走倡议修建大忠祠、慈元庙，为殉国君臣设立专属祭祀场所；同时将自身对兴亡、节义的思考传授门下弟子，其门生纷纷追随凭吊、题诗怀古，掀起了岭南咏厓山的创作高峰。
提到厓山记忆，代表人物“岭南三大家”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不可不提。屈大均在《广东新语》详细考证厓门奇石碑刻典故，借咏史寄托遗民之志，诗作《吊厓》《吊永福陵》道尽坚守信仰、至死不渝的决心；清初诗人陈恭尹多次在诗中表达了对厓山的追忆和凭吊之情，“半生岁月看流水，百战山河见落晖”等诗作均抒发了无处安放的情思；梁佩兰早年亦留下“至今亡国泪，洒作粤江流”的沉痛诗句。“从厓山到宋王台这条线索串联起的是岭南文化的精神传统——忠义、担当与果敢。”左鹏军说。
将视线转向香港宋王台，山河动荡、家国飘零的特殊处境，让一批从广东等地流落到香港的文人对故土、文脉、家国有着更为深切的体悟和关切，由此也催生出了关于宋王台记忆的书写。
20世纪初，由广州避居香港的东莞文人陈伯陶为纪念曾追随文天祥抗元、宋亡后隐居守志的南宋遗民赵必 ，在宋王台旧址发起秋日雅集，一众文人登台咏史。事后陈伯陶又广征粤、沪、津各地文人酬和诗词，汇编成极具代表意义的《宋台秋唱》。
从文天祥到赵必 ，从陈献章到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再到民国初年寓居香港的陈伯陶等人，厓山与宋王台所反映的忠义人格、勇毅精神、不屈意志，构筑起了岭南文化重要的精神丰碑，时至今日仍为当代人提供精神滋养。
问答
广州日报：您的讲座题目是“一个岭南记忆的生成：从厓山到宋王台”，能否先为我们简单梳理一下，“厓山”和“宋王台”这两个地理坐标，在南宋末年的历史叙事中各自扮演了什么角色？它们之间存在怎样的历史关联？
左鹏军：从文化记忆的生成角度来讲，是由于有了厓山这样一个惨烈的事件，才赋予了宋王台特定的历史含义。我认为在研究岭南文化时必须抓住一些核心的点。就历史文化记忆来看，从兴亡、忠义这些文化内涵来讲，我们必须抓住厓山和宋王台这两个文化的基点，来展开我们的思考和观察。
广州日报：厓山从一场战役的发生地，逐渐成为精神象征，有一个漫长的“记忆生成”过程。明代陈献章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不仅写诗凭吊，还参与修建大忠祠、提议建慈元庙。您认为陈献章为何如此执着于推动厓山记忆的建构？
左鹏军：陈献章是新会人，从他居住的白沙村到厓山有三十来公里，可能还没有任何一位诗人像陈献章这样如此周详全面、如此满怀深情地记载厓山、歌咏厓山。由于陈献章的屡次凭吊和多番歌咏，不仅加强了厓山成为一种文化记忆、精神象征的可能性，而且增强了岭南以外的广阔地区的人士接受并认同厓山象征意义的可能性。陈献章为什么会如此关注厓山？最直接的原因是他对忠义的认同，对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的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