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服装厂在四楼，血透中心在三楼。
">
阿潘
">
李李
广州天河，长湴地铁站附近一栋不起眼的楼房，缝纫机的嗒嗒声从早响到晚。三楼是透析中心，四楼是服装厂。对这里的五十多位工人来说，两步路就能完成从病人到工人的身份转换。他们是尿毒症患者，曾经散落在全国各地，在疾病的深渊里挣扎。直到来到广州，他们找到了一条重新活下去的路，用缝纫机拼凑起人生。患病的工友说，广州带给了他们一种可能性：带着病活下去，而且还能活得有尊严、有希望。
服装厂的创办人谢强，曾经是三甲医院的肿瘤科医生。2019年他创办透析机构时，看到太多尿毒症患者因为疾病和长期透析，找不到一份稳定的工作，也失去了对生活的信心。“让患者有活干之后，他的人生会不一样。整天待在家里郁闷、烦躁、焦虑，家属出门都不安心。但给他一份工作，让他有个牵挂，家属也会更放心。”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周伟良
李李：刷手机刷出一条“以工养医”的路
李李（化名）是这群人里最小的一个，确诊尿毒症时才15岁。2025年，她来到广州天河，开始以工养医的生活。李李来自云南红河州，治病花了多少钱，她说不清，只知道都是家里人出的。治病的花销，她看不见，但感觉得到。
来广州，是因为在手机上刷到一个工厂，可以边干活边治病。每个月赚一千到两千元，刚好够用。透析要八百多元，厂里包吃包住。18岁的李李来到广州后，可打工养活自己。李李感恩地说，老家的社保在广州也能用。记者问她有没有存钱，李李微微一笑，摇了摇头：“没有。在这里，刚好够生活。”
在车间，李李喜欢听歌，别人放什么歌她就听什么歌。她喜欢到楼下长湴地铁站坐着，晒晒太阳。手机里刷着抖音，看搞笑视频，这时的快乐像气泡水里的泡泡。患病前，李李喜欢跑800米。七年级拿过年级第一名。九年级也跑了，不过只拿了第三。“尿毒症影响发挥。”她说这话时，语气平淡：“现在跑不动了，走路都难受。”
李李说，这个病不能太累，但也要动一动。来到广州后，她去过白云山，站在山顶看下去，整个广州都在脚下，心里会舒畅一些。
中午吃完饭，李李去储物柜拿水果，她从袋子里掏出一个黄澄澄的果子：“这是我们云南特有的酸木瓜，要蘸辣椒吃。”她把家乡的味道分给工友，几名工友都分享了这一刻的幸福。吃完，李李捧着杯子狂喝水。李李说，平时要控水，刚刚吃了家乡的水果，有些忍不住。
午后一点多，散步回来，李李在工厂靠窗的地方，用两张长凳接起来，躺下休息。两点，她又回到座位上。这里计件工资，全靠自觉。累了就歇，想多赚就多做。
阿辉：从“浑身难受”到“作息规律”，我在这里缓过来了
阿辉（化名）坐在缝纫机前，手指熟练地翻动着布料。他今年46岁，来广州刚好两年。2025年和2026年的春节，他都是在厂里度过。有一件事他从不含糊，每周三次的透析，一天都不能耽搁。“不然身体里就会积水，整个人会非常难受。”
来广州前，阿辉在江西老家确诊尿毒症，在家躺了一年多。那段时间，他几乎做不了任何事，觉得快要不行了。他向老家的医生反映，对方似乎也没有有效方案，只是按部就班地透析，实在不行就建议住院用盐水调理几天，出院后问题依旧。
阿辉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广州有一家工厂，可以边工作边透析。“当时就想，在老家待着也是难受，不如出来闯一闯、试一试。”2024年3月，阿辉揣着积蓄，抱着“试试”的心态来到广州。最坏的结果不过是白来一趟。让阿辉没想到的是，医生根据指标调整了用药和治疗方案后，他的身体状况有了显著改善。“大城市更专业，医生对这个病更有办法。”
如今，阿辉的生活有了规律的节奏。身体不舒服可以随时请假，周五和周末晚上不加班。他来广州的目的，是以养身体为主，赚钱为辅。“虽然挣得不多，但这种规律的作息对我更好。”
“在这个工厂里，工友们都是肾友，彼此之间可以互相打气。”阿辉攒不下多少钱，但是够用。“最起码能自给自足，不给家里增添负担。毕竟每个家庭都不会指望一个病人去挣多少钱。尿毒症这个病总在折磨人，身体时常会有不舒服。最近一次住院是因为喝了可乐和啤酒，在医院待了二十多天。”
阿潘：广州社保兜底，透析自付仅两百余元
阿潘（化名）比阿辉年轻8岁，1988年生人，确诊尿毒症不过一年有余。2025年像一道分水岭，将他的生活劈成两半：前半段是服装厂挥汗如雨的打工者，后半段是与透析机为伴的病人。好在他还会做衣服。
2026年春节，广州街头挂起红灯笼，阿潘没有回贵州老家。“哪有不想家，只是没办法而已。”这句话他重复了好几遍：“身不由己啊。”回家成了一道复杂的算术题：家里治疗不如广州，来回太累，票不好买，天冷起不来床。最重要的是，在老家得跟着医院的时间表走，在广州透析时间可以自己定。
生病前，他有个谈了两年多的女朋友，婚期将近。尿毒症的诊断书像一记闷棍，把一切计划都打散了。他平静得像在讲述别人的故事：“如果是其他病，花一二十万元能治好，但是这种病如果没有医保，每月透析费要七八千元，足以把家庭拖垮。还好广州社保兜底，透析自付仅两百余元。”
有活干时，阿潘每月能挣三四千，刚好够生活。“希望更多人关注我们这个群体。”他说：“普通工厂不会要我们，一是需要承担责任，二是我们去医院占用的时间多。人家要出货，你制作不出来，老板怎么等得起？”
春节期间，他爬山、逛广州塔，一天去一个小地方，累了就休息。他想吃烧鹅、白切鸡，广州美食口味清淡对肾友友好。“吃是想吃，但要控水，少吃一点。”控水是每个尿毒症病人的紧箍咒。
采访结束时，他在车间里唱了《男儿当自强》，他唱得很用力，仿佛要把这一年多的委屈，都从喉咙里吼出来。
谢强：想为更多特殊困难群体托起希望
服装厂的创办人谢强说，针对尿毒症患者群体，全国尚未建立起统一的普惠性支持政策。对此，他提出建议：一方面，可参照当前针对残疾人就业企业的税收优惠做法，对吸纳尿毒症患者就业的企业给予相应的税收减免激励；另一方面，也应将符合条件的尿毒症患者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为其提供基本生活兜底。面对数万名尿毒症患者（含大量外地人员），广州的灵活就业参保政策为其打开了医保报销通道。目前这里已有70余名外地患者通过此方式参保，约占三分之一。“他们之前在当地有医保，但报销比例低，来广州后报销比例提高了，生活质量更好了。”
谢强说，这些患者大多数在外地找不到工作，他通过各种渠道协调安排他们就业。服装厂实行计件工资，少的每月两三千元，多的五六千元。谢强建议，将进入透析阶段的尿毒症患者定义为“支出型贫困”对象，并通过制度性保障实现政府兜底，让他们能边透析边打点散工，生活更幸福一些。“随着公益项目的不断发展，期待尿毒症患者、中风康复期患者等更多特殊困难群体，都有机会获得一份适宜的、有尊严的劳动。他们心情开朗了，生活充实了，许多困扰也会随之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