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人猿相揖别，技术便成为人类特有的具身“神器”。当前方兴未艾的具身智能，正凭借其独特的物理交互能力和一定的自主特性，在提升治理效能、拓展服务边界等方面展现出巨大潜力。从政务服务大厅的智能交互终端到从事应急管理工作的仿生机器人，具身智能正在以“可感知、能行动”的形态加速现代社会治理智能化的创新实践，推动公共服务迈向更精准、更高效和更便捷的未来。
机遇
回望历史，人类对具身智能的设想由来已久。无论是玛丽·雪莱笔下由弗兰肯斯坦所创造的科学怪物，还是阿西莫夫在其机器人系列作品中塑造的机器人侦探丹尼尔，无不承载着人类对智能生命体的无限畅想。如今，伴随人工智能、机器人、传感器、5G通信、边缘计算等技术的飞跃发展，具身智能正从科学幻想逐步转化为现实。特别是自去年以来，具身智能作为重点培育的未来产业之一，首次被写入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的发展已步入全新阶段。从理念视角看，具身智能强调感知、决策与行动的深度耦合，通过多模态感知、实时反馈和物理交互，使智能系统适应动态环境，实现复杂任务的自主完成。从技术视角看，计算机视觉、触觉传感、多模态融合赋予了机器感知外界的能力；深度学习、强化学习、大模型应用增强了智能体的环境适应能力与自主决策能力；柔性材料、多自由度机械结构、高精度运动控制拓展了机器的运动能力与操作边界；5G与边缘计算等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则为大规模、低延迟、高带宽的数据交互奠定了基础，这一系列技术突破为具身智能从概念走向应用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
随着具身智能技术的日渐成熟，社会治理智能化水平也呈现不断加速的新态势。以智慧城市和数字政府为例，经多年建设，当前各地政府都普遍搭建了统一的数据管理平台与政务云系统，实现了交通监控、智慧安防和环境监管等领域的智能化应用。譬如，广州持续推动智慧城市建设，逐步形成了以政务云为中枢、数据共享为纽带、智能算法为引擎的城市治理框架，实现了交通调度、公共安全、环境监测等领域的智能化应用。与此相应的，城市管理不断深化“数据多跑路、一网通办”的改革，逐步构建起城市治理智能中枢，推动业务协同与技术标准统一。数字算法和模型的运用让城市治理从经验决策逐渐转向精细化、智能化，使基于数据的社会计算和模拟能够进行初步的风险预警和精准研判。
不过，传统的智能治理主要依赖后台数据分析与远程决策，在面对突发的自然灾害或公共安全事件时，尚难完全实现类似人类决策的及时响应与精准处置。而理想状态的具身智能不仅能实时感知环境状态，还能自主决策并付诸行动，实现从“看见”到“行动”的跃升。发展具身智能就是要让治理系统兼具“眼睛”“耳朵”和“手脚”的功能，推动治理体系从以信息感知和数据洞察为主的虚拟智能，向以动态响应和实时执行为核心的行动智能迈进。这不仅能够提升治理效率和决策水平，而且能够为城市治理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和更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强大动力和管理活力。
挑战
任何技术进步往往都具有“双刃剑”效应。当我们沉浸在具身智能所勾勒的新型治理图景时，其伴生的诸多问题与挑战不容被忽视。正如我们欣喜地发现居然可以用计算器算数时，我们的心算能力随之迅速退化；当我们发现用键盘写字效率更高时，实体场景提笔忘字的尴尬也频频发生。面对汹涌而至的具身智能对社会治理智能化的全方位加持，类似的问题将以更加难以预料的方式不断出现。譬如，人工智能对人类语言的回应已经出神入化，但其反馈内容也呈现出高度综合和高度幻化并存的复杂局面。如何完善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强化对社会治理智能化的风险评估，以相应的治理策略确保科技始终坚持利大于弊的向善而行，在把握机遇的同时积极化解挑战，就成为当前具身智能加速治理智能化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
事实上，此类问题并非我国独有。早在2023年5月，美国洛杉矶市议会就以8:4表决通过了一项议案，同意接受警察基金会捐赠的犬形机器人“点点”用于特警分队执行侦查和情报收集任务。作为人类创造的具身智能体，“点点”集成了三维测绘、生命探测和实时情报回传功能，能在建筑坍塌、化学泄漏等高危场景下协助开展应急救援。然而，议案通过后，社会舆论迅速升温，公众的质疑与担忧接踵而至。批评者担忧此类设备一旦被滥用于大规模监控，将对公众隐私权构成威胁，甚至可能加剧对少数群体的执法偏见。
由此可见，具身智能在加速治理智能化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引发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与挑战，亟须从制度、伦理与价值层面对其进行系统审视与审慎应对。其治理结构的复杂性较之从前显著提升。一方面，具身智能可为公共安全注入新动力，为解决复杂场景问题提供新的技术支撑；另一方面，若缺乏法律与规范约束，也极易引发权利侵犯、社会不公等矛盾，甚至谁拥有“点点”，谁就可能拥有超越法规的超能力。
首先，具身智能显著提升了治理结构的复杂性。具身智能强调“感知—决策—行动”的一体化，在提升治理效率的同时，也在客观上模糊了人机之间的权责边界。现有法律法规与伦理规范往往滞后于技术演进，由此可能产生治理真空与问责困境。更值得警惕的是，随着治理实践对具身智能的高度依赖，人类决策者的角色可能逐渐被边缘化，甚至在关键环节丧失必要的干预能力。此时，人被机器取代导致的后果，将比我们长期使用计算器而逐渐丧失心算能力的后果要危险得多。
其次，治理的不均衡性与不确定性正呈现出同步加剧的趋势。具身智能高度依赖数据与算法，而数据资源和核心技术往往掌握在少数大型企业手中，容易形成事实上的垄断，致使公共利益面临被商业逻辑挤压的风险。同时，一旦数据偏差和算法歧视被嵌入治理流程，而又缺乏强有力的制衡或政府层面的管控，那么由此引发的社会分层固化就难以避免，其结果将影响治理体系的公平性、韧性与长期稳定性。
最后，具身智能可能会使治理领域中的价值冲突愈发凸显。具身智能强调精确、高效与即时响应，但治理不仅是技术选择，更关乎价值取向和社会关怀。倘若技术理性始终凌驾于价值理性之上，强调追求效率最优，忽视人文价值，那么治理则可能滑向对个体权利的漠视，削弱公众信任，偏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目标。
对策
具身智能是加速治理体系智能化的重要技术工具。在把握发展机遇的同时，要妥善应对挑战。其发展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明确服务公共利益的根本导向。“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加强人工智能治理，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在推进社会治理智能化的同时，不能仅关注技术突破，更需要将法规制度保障和价值引领并行考量，才有可能在创新与规范之间获得良性平衡发展。
在制度层面，要加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厘清人机协作情境下的权责边界，建立健全具身智能应用的伦理准则和安全规范。与此同时，强化风险评估与预警能力，构建多层次、多元化的监管体系，确保系统可控、可管、可追责，使技术发展始终遵循法律和道德的边界。在鼓励技术突破、激发创新活力的同时，应明确工程技术人员与相关主体的伦理责任，坚守风险防控底线，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唯有以法治为基石、以伦理为准绳、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创新与规范并重，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协同发展，方能让具身智能真正成为服务人民、造福社会、推动治理现代化的有力引擎。
【作者分别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哲学系教授和该系博士研究生；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3AZD040）、中国科大新文科基金项目（FSSF-S-250303）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