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廷强
车过了樟坑，路就瘦了下来。先前还能容两车勉力交会的水泥村道，此刻窄成了一条贴在崖壁上的带子。路是新的，但路很陡、很窄，弯很多，坑坑洼洼，很不平坦。林汉明老师的越野车却是旧的，发动机嘶吼着，像一头负重的老牛，在每一个回头弯处都喘着粗气。我们仿佛不是在向上攀登，而是在向时间的深处钻去。海拔表上的数字跳动着，从四百六到六百，再到八百。窗外的空气，渐渐被一种沉甸甸的湿意浸透，那是雾的触角，凉飕飕地从每一个缝隙探进来，抹去了车窗上最后一丝暑气。
同行的同事翠香和我，都沉默着。五十三年前，我们也是走这条路，肩上担着戏箱和道具，用一双脚板，从曲潭一步一步丈量到蚬子塘。那时的路是泥的，石头是滑的，路边的茅草能割破裤腿。二十多个年轻人，唱着样板戏，一路洒下汗水和嬉笑，倒也不觉得苦。可那时，我们哪里知道脚下踩着的，是五百年前王阳明麾下郏文守备追击浰头贼寇的古战场？我们更不知道，我们要去演出的那个云遮雾绕的蚬子塘，竟是当年号称“天堂寨”的险要巢穴。
车子在一道山坳前停下。林老师指着前方说：“到了，这里海拔九百一十米，过去就是蚬子塘。”他手指的方向，左右两座山峰如巨蚌微张，据说山顶旧有两口终年不涸的池塘，这便是“蚬子塘”名字的来历。如今，一边的塘已崩毁，只剩下一个凹陷的伤疤。车头一转，下坡约三百米，一片荒芜的宅基地呈现在眼前。这就是蚬子塘了。
我站在齐腰深的杂草与荆棘中，努力想从这片荒芜里，辨认出1973年秋天的那个夜晚。
那时，县文艺宣传队就是在脚下这块长满芒草的台地上，点亮了汽灯，扯起了幕布。我记得那晚的雾，比现在还要浓，灯光昏黄，照不透三尺远，整个场地像被包裹在一个巨大的茧里。我们跳的开场舞叫《茶园春》，六个人，在这巴掌大的“舞台”上，转个身都怕碰到对方。翠香就在其中。我看见她的目光也正落在那片荒草丛中，嘴唇微微动着，想必也是在辨认当年那个年轻灵动的自己。
林老师那时才八九岁，是帮着大人搬凳子、看稀奇的娃娃。他记得最清楚的，是我们道具里的那几支“枪”。“有《沙家浜》里的，还有《红灯记》里的。”他说，“你们还演了《谈不拢》《审椅子》《礳豆腐》，还有《一把米》等。”
枪。这个意象像一道闪电，瞬间劈开了我眼前的迷雾。
我想象着，就在这同一个空间，五百年前的“贼寇”，握着的是冰冷的、要见血的刀枪；五百年后，一群从县城来的文艺青年，握着的是涂了银粉的木壳道具枪。同是刀光“枪”影，一边是血与火的厮杀，争夺的是地盘与生存；另一边是歌与舞的演绎，播撒的是理想与教化。这看似矛盾的并置，却奇妙地统一在“王阳明”这个巨大的身影之下。他平定叛乱，靠的是枪杆与谋略；他兴办社学，倡行乡约，靠的却是教化与文治。文与武，杀伐与劝善，在这条古道上，在这片土地上，竟如此紧密地纠缠在一起。
《王阳明全集·浰头捷音疏》中冰冷的记载，此刻在我耳边炸响：“守备郏文……复与贼战于水源，战于长吉，战于天堂寨。”这“天堂寨”，就是脚下这块土地。池仲容将蚬子塘、企山坑口、千担坝三处寨子，对外统称“天堂寨”，既是障眼法，也是他心中的“圣地”或“天险”。然而，血肉之躯筑就的天险，终究挡不住历史的车轮。
林老师告诉我们，蚬子塘的林氏，是自明代初期落基和平古寨梅林村，后迁此地居住近三百年。而更早的住户，据传是遭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瘟疫”，整个村落就此湮灭。我心头一震。那场“大瘟疫”发生在什么时候？是不是就紧随王阳明平定浰头之后？战乱之后，往往伴随着饥荒与瘟疫，这是古代战争难以避免的残酷后果。曾经喧嚣的山寨，曾经在此地耕作、厮杀、哭泣、欢笑的先民，他们的血肉，最终滋养了这片土地的肥力，又孕育出新的村落、新的姓氏、新的生活。然后，历史的时针再拨到现代，因为交通不便，生存不易，到了1980年后，村民又再次逐步迁下山去。蚬子塘，仿佛成了人类迁徙史上一个循环的句点。
离合之间，乃见沧桑。兴衰有时，何必永恒？这山，这雾，这沉默的石头，才是这里真正的主人。
下山前，林老师突然想起一件事，在路过一个叫“石对臼”的地方时，他停了车。他指着路边一处被浮土和荒草半掩的岩壁说：“那里，公路开出来的时候被埋了。我们小时候都在那上面玩，就是一个石头窝窝，像舂米的石臼。”
我心中一凛，急忙掏出海拔表。定位显示：北纬24°29'45"，东经114°43'，海拔680米。
冰臼。这是冰川时代的遗物，是数百万年前，融水在巨大压力下，带着砾石在岩石上旋转、研磨、冲刷出来的深坑。它们是地球冰期的“胎记”。
全国那些赫赫有名的冰臼——大兴安岭阿里河国家森林公园内的冰臼，海拔超过700米，已属罕见；贵州关岭冰臼，平均海拔仅568米；北京白龙潭的冰臼，更是只有477米。而蚬子塘这个被湮没的“石对臼”，处在680米的海拔线上，其科学价值不言而喻。
我蹲下身，拨开杂草，试图在泥土与碎石的缝隙里，找到那个传说中的“臼”。一个局部已风化破碎的、不规则的圆洞露了出来，内壁光滑，带着一种迥异于周围粗粝岩石的润泽。我伸出手，轻轻触摸那冰凉的、布满苔藓的岩壁。
这一刻，指尖的冰凉让我产生了巨大的眩晕。我仿佛同时触到了两个时空的脉搏：一个是1973年那个热闹的夜晚，汽灯下年轻脸庞的汗水仿佛还温热；另一个是数百万年前那个天寒地冻的洪荒世界，融水裹挟着砂石，在这块岩石上发出永恒的、单调的、充满力量的研磨声。
人类的历史，在王阳明的“捷音疏”里，是惊心动魄的“战于天堂寨”；在我和翠香的记忆里，是舞台上演出的《一把米》；在林老师的童年里，是石头上玩耍的“对臼”。而对于这块石头来说，这些五百年、五十年的故事，都不过是它漫长生命中，一瞬间都算不上的“一瞬”。
我在笔记本上草草地记下一行字：“人类在冰臼里舂米，历史在冰臼里轮回。”
车重新发动，载着我们，也载着满车的雾，缓缓驶下山去。后视镜里，蚬子塘重新被浓雾吞没，仿佛从来不曾存在过。但那片宅基地上疯长的荒草，溪涧里不再丰沛的流水，还有路边那半掩在泥土中的、沉默的冰臼，却在我心里扎下了根。
有些告别，是为了新的重逢。就像那场看似湮灭的瘟疫，或许为新生腾出了空间；如同那整体搬迁的村庄，在山下开启了另一种生活；又像我们这些古稀之年的老人，再次回到这片土地，与自己的青春重逢，与一段被尘封的历史重逢。
而那被土石掩埋的冰臼，不正像这条阳明古道上无数被掩埋的故事吗？它们并没有真正消失，只是暂时，看不见了。
我从车窗伸出手去，抓了一把蚬子塘的雾，五指握拢，虚空中，仿佛握住了一捧沉甸甸的、跨越了五个世纪的冰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