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斌
又到了“布谷催春种”“手把青秧插满田”的季节了。
那个在湘桂边界、夷水之滨、群山之中被称为石桥头的小村庄，层层叠叠的山野应该魔术般变绿了吧？沉睡一冬的稻田应该破茧般苏醒了吧？此时，春光，田野，稻浪，齐刷刷争相冲破记忆的闸门，人在他乡漫步，心在家乡徜徉。
正在遐想间，眼前突然闪现出那些年父亲精管细护他的稻田，以及穿梭其间“检阅”秧苗和稻谷长势的场景，还有那一幕幕印于脑海、挥之不去的往事浮现于眼前……
父亲的稻田，不分优次，不论远近，总面积三亩出头，散布在千秋寨脚下，石桥头田垄上游的四个角落，大小不一，形状各异，各有其名，亦如父亲的四个儿女。
老秧田，形如一只绣花鞋，面积接近两亩，两户合用。用田泥做埂分界，划出一个“鞋尖尖”给瑞分家，我家占了大头，刚好一亩半。顾名思义，这里是石桥头数一数二的上等稻田，水源丰沛，田泥黝黑肥沃，早迎朝霞，晚送余晖，日照时间最长，利于秧苗禾苗生长。距离我家房子不远，仅三四百米而已，挑肥去，担谷回，省时省力，较为方便。
靴子丘，酷似横卧的低腰水靴，一亩有余，独家拥有。尽管上游有两支水系，但均处于水源末梢，若遇干旱年份，常常断流缺水，可这丘稻田的体量与收成，承载了父亲很大的期望，一年到头，它丰穰与否，直接关系到我家仓廪能否殷实。
萝卜田，面积很小，两分四厘，田埂笔直，很像部队里战士折叠好的“豆腐块”——军棉被，有棱有角，方方正正。这田名为何硬扯上“萝卜”，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我觉得称作四方丘或正方丘更形象贴切。
窑眼丘，与父亲的其他稻田不一样，不是特指具体哪一丘田，而是泛指依山傍窑一串大小不一的三丘稻田，面积每丘一分左右，呈长条形，窄的如瘦骨嶙峋的老人手臂，长的像镶嵌在山腰的平铺飘带。在石桥头那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田垄中，其地势最高，能俯瞰大半个石桥头的田塍沟壑。
那个年代，仅靠父亲每月三十元左右的工资收入，是无法让全家老少不挨饿的。当时，我家没有其他经济来源，就只能眼巴巴盼望着这几丘稻田，希望风调雨顺，每年五谷丰登。那些年，宛如父亲承载了我们对他的渴望一样，稻田承载了父亲的殷切期盼。在我们眼里，父亲对稻田的爱，胜过他的儿女们。父亲爱他的稻田，与众不同，既爱得深邃无言，又爱得细心体贴，更爱得依依不舍。
有一连串的事情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为了他的稻田，不惑之年的父亲克服重重困难，可以重拾书本刻苦学习，像小孩子痴迷于心仪的玩具般，爱不释手。那时村民们种植水稻，都是凭借长期积累的经验，收成看天，灾害看命，粮食产量难以突破。可父亲相信科学，更依靠技术，经常如饥似渴地恶补水稻种植技术知识。
那些年，父亲长期在基层供销社担任经济作物培植员，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也许是经济作物与农作物同宗同门、同根同源之故，父亲也爱上了对农作物尤其是水稻生长种植技术的学习，并把他的稻田作为试验田，精耕细作，广泛实践，产量亦如芝麻开花般节节攀升，羡煞了石桥头的村民们。
父亲没上过几年学堂，识字不是很多，对生僻字的认读，全靠随身携带的袖珍字典帮忙，笔画稍稍多一些的汉字他就写不出来，小时候我看过他的学习笔记，将“三亩稻田”写成“三亩刀田”，将“一担谷子”写成“一石谷子”，但这些丝毫不影响他研读《水稻栽培实用技术》。那些年，我跟着父亲随读，他工作调动到哪里，我就转学到哪里，经多年耳濡目染，父亲对水稻种植的学习态度让我叹服。只要他下班没回石桥头，夜幕降临后，常常是父子俩同在微弱的灯光下，我喋喋不休埋怨作业，他眯眼学得孜孜不倦。
为了他的稻田，父亲风雨无阻，管护入微，田埂边密密麻麻、重重叠叠的脚印可以见证这一切。父亲是做事极为认真的人，工作时间不会“身在曹营心在汉”，只能利用班前班后闲暇时间亲近他的稻田，要么借着繁星隐退、天色蒙亮之时，听着蛐蛐唧唧、蝈蝈争鸣的“交响曲”，要么趁着晚霞满天、余晖未尽之际，伴着暮归老牛的“哞、哞”声和此起彼伏的蛙鸣声，飞奔疾走，迫不及待直扑他的稻田。双脚只有踩踏在田埂上，身影只有穿梭在稻田间，他的心才安然与踏实。
壮秆胀胎是水稻生长的关键期，就如有了身孕的贵妇，丝毫马虎不得。那段时间，清晨起来，父亲总像蜂蝶飞舞般在他的四丘稻田间翻飞跳动，或快步急速转场，或驻足停留观看，只要稻田里的禾苗正常生长，急匆匆赶去上班时，他总会面带微笑，行走起来一路带风，骑自行车时车轱辘也会蹬得“嗖嗖”作响，精气神十足。一旦他早起“巡视”稻田时，发现有卷叶虫、稻飞虱等初期病虫害症状，或者有星星点点的稗草疯长，或者是水肥不足，他就会眉头紧锁并郑重交代，安排母亲先放下其他劳作，赶快去施肥打药，然后再吩咐我们放学后都去锄田拔草。此时，看到父亲凝重的神情和严肃的脸色，我们谁都不敢违抗“命令”，尽管锄田拔草需长时间弯腰而让人麻木难受，还常常伴有肉嘟嘟的蚂蟥的叮咬吸血，以及禾叶割得腿脚布满杂乱无章的条条血印，每每此时，我们怨恨生在农村，更加羡慕投胎降生在县城里的同龄人。
对于他的稻田，父亲情深似海，恋恋不舍，无论春夏秋冬，寒来暑往，不管雨雪风霜，酷暑骄阳。
有一年，大约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正当全家沉浸在丰产的喜悦之中，又一喜讯从天而降，县里将组建成立烟草分公司，组织有意商调父亲去管理，担任县烟草分公司总经理，上级领导更是觉得父亲是最佳人选。我记得十分清楚，那晚全家人都围坐在火塘里烤火取暖，无意中听到这个好消息，那晚我心潮澎湃激动不已，想到我们将要去县城生活，兴奋得一整夜都难以入睡。
尽管上级多次派人劝说父亲，但经过多日的权衡考虑和思想斗争，父亲最终选择放弃这次携家眷进县城的绝佳机会。真是令人费解，以致后来许多年，母亲和我们姊妹四人“联盟讨伐”父亲，说他当时目光短浅。此时父亲闭口不谈，只是默默地听着，任凭我们轮番埋怨。再后来，我们慢慢习惯了，淡忘了，坦然了，此时父亲才说出了苦衷，道出了他的忧虑：如果当年一大家子人都进了城，这么多张嘴要吃要喝，没了稻田种植维生，靠他一个人的工资养活不了我们。
原来如此，是父亲放不下他的稻田，更放不下他那养家糊口、养儿育女的责任！是啊，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让儿女们好好活着，是父辈们最高的人生追求。
时光荏苒，世事变迁。后来，姐姐们和妹妹都工作了、出嫁了，我也背上行囊离开了家乡，母亲年岁渐老，迫不得已，我家的稻田或移交出去或让人代种。从此，父亲的稻田仅留在我们的记忆里、思念中。
如今，父亲离开我们近十年了，他安息的青山正对着他曾经深爱的稻田，田在眼中，甜在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