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宏球
早些年，在我的家乡，“同年”是一个带着温度的称谓，是同一年出生、年岁相当的人。一旦认作“同年”，便天然多了一份亲近，见面互相称一声“同年”“老同”或“阿同”。“同年”近似如今的同窗，却比同窗更亲一层；情同手足，又比手足多几分客气与谦让，是乡间独有的一份情义。
父辈的“同年”，相扶相携。父亲没上过学，往来最密的始终是阳古、阿犬、木彬几位“同年”。逢年过节相互走动，谁家婚丧嫁娶、生日满月、元宵赏灯，不必多说，“同年”必定到场。我们称父亲的“同年”也有讲究：比父亲早出生的叫“同年爷”，晚出生的叫“同年叔”。阳古爷耕田路过，总是光着膀子，脖子上挂一条汗巾，卷起的裤管沾满小泥点，脸庞黝黑，老远就冲我笑呵呵地说：“丫头，给‘同年爷’泡壶茶。”还自个找茶叶、茶杯，自在得像在自己家里一样。阿犬爷身材单薄，白净斯文，喜欢“索街”喝两口小酒，每次到我家即便已一身酒气，也要再添一杯。木彬爷话少心善，路上遇见我母亲挑担子，总会默默地接过担子，帮着挑一程。在我眼里，他们不是亲戚，胜似亲戚，有刻在日常烟火里的情义。
父辈的“同年”守着礼数与道义，而我们这一辈的“同年”，是山野间撒野奔跑的童年玩伴。在村里，我的“同年”有小城、雪红、秀风、建军、惠团、红珍等。我们不懂成人世界的人情往来，只知道“同年”是一起闯祸、一起挨罚、谁也离不开谁的伴。
六七岁那年的午后，我们正在玩“跳飞机”游戏，胖子小城兴冲冲跑来，一脸神秘地告诉我们，他家屋后茶树下发现了一窝黄蜂。“在哪？在哪？”大家都想看看蜂窝长什么样子、有没有蜂蛹，于是屁颠屁颠跟着小城去看热闹，全然不知黄蜂会蜇人，更不懂什么叫危险。来到草丛旁，小城指着不远的茶树说：“在那！”茶树长得不高，树下杂草丛生。大家争先恐后凑上前，用手扒开草丛，果然看见一个钵口大的蜂巢，蜂巢上聚集着黄蜂，一些负责站岗放哨的蜂在蜂巢附近飞来飞去。一般来说，只要不侵犯、不打扰，黄蜂不会主动蜇人。我们慢慢靠近想要看个究竟时，小城突然朝蜂窝扔了一个石头，只听“嗡”的一声，黄蜂倾巢而出，黑压压朝我们扑来。我们吓得魂飞魄散，哭喊着四散奔逃，脸上、手上被蜇得红肿凸起，狼狈不堪。我捂着被蛰得发麻的头，哭着回到家，迷迷糊糊睡下，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可把父母亲吓坏了。幸而那只是乡间俗称“狗屎辣”的小黄蜂，毒性不烈，痛上一两天便消肿，若是遇上别的毒蜂，后果不堪设想。我们曾为此向家长投诉小城，跟他闹别扭，可看见他也同样被蜇得鼻青脸肿，便又心软原谅。不记仇，是我们“同年”之间最朴素的默契。
若说捅蜂窝是惊险，那夏日山塘偷玩水，则是我童年最羞耻也最难忘的一幕。天热难耐，我们瞒着大人，偷偷跑到坑口的山塘，脱尽衣裤，光着身子在浅水处扑腾打闹，清凉的塘水漫过肚脐，“咯咯”的笑声在水面荡漾，在山坑回响。只有红珍站在岸边，神色不安，迟迟不肯下水。我们只顾贪玩，并未在意。
“你们这帮小鬼头，不怕死啦，敢来这玩水！这里曾经淹死人不知道吗？！”没过多久，母亲和几位家长怒气冲冲地赶来，老远就吼叫起来。原来是红珍悄悄回村“告密”。我们慌忙往岸上跑，可衣服早已被家长们攥在手里。我们只得赤条条站在塘边，光天化日之下，被过路乡人注目，又羞又怕，脸烫得像火烧。建军的母亲还抄着竹枝一边抽他一边骂：“是你带的头吗？还敢再去吗？”我们被一路呵斥着拽回家，满心都是委屈，也暗暗气红珍“出卖”我们。可奇怪的是，气归气，没过几天，我们又凑在一起嬉笑打闹，仿佛所有的羞愤与委屈，都被时光轻轻抹去。话又说回来，好在她告知家长，否则小孩们私自在山塘玩水后果不堪设想！“同年”的情分，就是这样，吵过、气过、骂过，也散不了。
后来，日子推着我们各奔东西。雪红因父亲在城里工作，上学时便被接走；小城一家迁居河源少有联系；秀风、红珍早早外出务工；惠团与我同班到五年级，也辍学外出。曾经形影不离的“同年”，像被风吹散的蒲公英，散落四方，见面越来越少，渐渐断了音讯。
世间许多大事都会慢慢模糊，唯有这些细碎、天真、带着莽撞与善意的往事，越久越清晰。父辈的“同年”，是守望相助、礼尚往来；我们的“同年”，是天真无邪、患难与共。一样的“同年”，两代不同的模样，却藏着同一份质朴真挚的人间情。
原来人生最珍贵的，从来不在荣华富贵里，而在这些小小的、暖暖的、一去不返的旧时光里。
岁月悠长，山长水阔。我只想在心里轻轻问一句：“同年”，你还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