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伟东
喉咙是从前天开始发痒的。我没在意。
到了第二天，吞下第一口水，像一道锋利的刀片划过。我正开车去上班，手心攥着方向盘，疼痛的信号一波一波从喉咙传来。前方就是通往单位的路口，绿灯还剩八秒。我打了右转向灯，掉头，往诊所开去。
那个瞬间，我忽然想起小时候母亲骑着自行车载我去看病，我坐在后座，脸贴着她被汗浸湿的后背，觉得天塌下来也有她顶着。现在天没有塌，只是喉咙有点疼，我却要自己掉头了。
诊所很小，人却不少。排在我前面的是一对母子，母亲四十出头的样子，脸上有疲态，但语气耐心，让孩子去旁边坐着等。我站在她身后，听着她隔一会儿就回头叮嘱孩子不要乱跑的话语。让我有些恍惚——我的母亲从前也是这样，排队挂号的时候，总要把我安置在视线范围内。
但现在，我身后没有人。
医生用压舌板按着我的舌头，“啊——”了一声，笑着说风热感冒初期，来得及时。又说我已经很久没来“看”他了。我笑笑，没说话。他大概不记得了，上次来是两年前，也是感冒，也是开了两天的药。我没告诉他，其实我猜到自己大概是感冒了，只是症状轻的时候，习惯自己扛。
拿药的时候，我看了看那对母子。孩子正趴在凳子上画画，母亲蹲在旁边，用纸巾替他擦鼻涕。我忽然想，如果母亲知道我病了，大概也会这样叮嘱我多喝水、按时吃药。但她不知道。我也没打算让她知道。
推开办公室的门，键盘声如潮水般涌了过来。
我坐下来，把药丸摊在掌心。黄的穿心莲，绿的众生丸，粉的感冒胶囊。十二粒，我认得每一粒。这种本事是什么时候长出来的呢？大概是那些独自对着说明书，学着“治疗”自己的日子里，不知不觉就有了。
同事们都在忙。邻座的小马对着屏幕皱眉，手指飞快地敲着键盘，手边的咖啡已经凉透了。对面的大邹在打电话，语气既客气又疏离，大概是与客户交谈。没有人注意到我回来了，也没有人注意到我掌心里那十二粒药。我吞下它们，把自己重新嵌回工位。
办公室新买的水培植物正抽着绿芽。一切都生机勃勃，唯独我在等待一场预料之中的“病来如山倒”。
下午体温开始升高。手指敲着键盘，微微发颤，像冬天的枯枝一样。身体发烫，意识却格外清醒，仿佛被什么东西从躯壳里拎出来，悬在半空，看着那具脸上泛红、微微出汗的躯体。
“你怎么了？”邻座飘来一句。
我摆摆手，没有说话。小马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又转回去对着屏幕。
光标在文档里一闪一闪的，像在提醒我——生病也是要挑日子的。我不能停下来，没有能让我按下删除键的余地，只能不停向后回车。只要熬到下班，就算我赢了。
我忽然想起那个在诊所排队的孩子。他趴在凳子上画画的样子，好像天塌下来也跟他没关系。因为他知道，他母亲会替他顶着。
但没有人能替我顶着。
所以我还得在这里，对着光标，让这具过热的躯体熬到可以休息的时刻。
我以为这一天会很长。但像往常一样，它就这么过去了。
回家路上，天色暗沉，风里带着雨前的潮湿。我裹紧外套，想着药还有一顿没吃。推开家门，屋里黑漆漆的，和我早上离开时一模一样。鞋还在原来的位置，水杯还在茶几上，连窗帘都没有拉开过。
吃了药，早早躺下。平日的失眠今晚没有来，我意外地睡了个好觉，还做了一个梦。梦里有一片很大的花海，我在里面跑，身后有人喊我的名字，像是母亲的声音，又像是别的什么人。我没有回头，只是一直跑，一直跑。
醒来时天已经亮了。我披上外套，到阳台上看前些日子种的雏菊。
花盆的木架子湿透了，洇成深褐色。雏菊的叶片上缀满小水珠，细幼的茎杆挺得笔直，比昨天高了一截，颜色也深了几度。显然昨晚下过雨，风也不小，但我睡得太沉，什么都没有听见。
我蹲下来，看那些水珠从叶尖滚落。忽然想起李清照那句“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昨夜雨疏风骤，我没有卷帘人，只有自己。但我也不需要问了——雏菊好好的，我也好好的。我们谁也没有被昨夜的风雨打倒。
阳光从云层里露出来，洒在雏菊的叶片上，水珠亮晶晶的。我紧了紧外套，站起来，没有再说什么。
风还在吹，雏菊还在长。我转身回到屋里，准备开始新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