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崇祯甲申年（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城，朱由检自缢煤山，大明王朝覆灭，天下格局剧变。吴三桂降清，清军入关，李自成败走关中；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称帝，年号弘光。虽然弘光政权党争剧烈、军备废弛，根基极为薄弱，但仍有许多忠臣义士坚守气节，挺身而出，“义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至死不屈。
相较于北方的战火纷飞，广东因地处南疆，虽未在短期内直接遭受清军的冲击，但明王朝覆灭的消息传入后，局势亦逐步动荡。广东士绅与民众对明朝廷的覆灭极感悲痛，起事者众多，是南明政权抗清的核心地区。今河源地区士人中有三位颇有影响力的人物，在这一中国历史重要节点前后，毅然举事：以钟丁先为代表的士人率先行动，毁家纾难，在永安（今紫金）凹下山募兵勤王；归乡两年的官宦巫三祝闻变忧心如焚，在隆武政权覆灭前后，在霍山立寨；外地逃往龙川的军政大员王芋虽崛起稍晚，但短时间内聚起数万之众抗清，终于折戟河源沙场。
三雄相继举义南粤烽烟四起
广东本地的明朝驻军战斗力有限，且缺乏统一调度，面对后续清军南下的趋势，防御能力不足，仅依靠地方士绅组织乡勇自保，因此日后粤东多地聚众抗清、依托山地据险坚守，粤东地区抗清历程长达1年。
最先举事的是永安（今紫金）解元钟丁先。作为崇祯壬午科广东解元，钟丁先自幼饱读诗书，心怀家国。1644年国变消息传至永安，他悲愤交加，深知“覆巢之下无完卵”，痛哭一场后，当即下定决心毁家纾难。他倾尽全部家产，在中坝镇凹下山招募义勇数千人（一说千余人），屯兵筑寨，誓要勤王复明。为凝聚人心、严明军纪，钟丁先对不愿追随抗清者果断处置，斩杀数人以儆效尤，迅速稳住了队伍，成为粤东地区最早举起抗清旗帜的力量之一。后来清朝惠州副总兵黄应杰曾致信劝他，称此举不过是“大厦既倾，一木岂能支撑”，劝其放弃抵抗以求自保，但钟丁先不为所动，坚持抵抗。
与钟丁先几乎同时萌发抗清之志并付诸行动的，是龙川前户部员外郎巫三祝。崇祯十四年（1641年），未满五十岁的巫三祝便已辞官归乡，专心侍养双亲，每日率诸弟晨昏定省，孝友之风传遍乡里。1644年甲申国变消息传来，这位久居乡野的前明官员忧心如焚，“国变踵闻，天步艰难，孤忠徒切”，抗清复明之志在他心中愈发坚定。
但阅历丰富的巫三祝并未即刻举事，而是暗中观察局势、联络乡邻，积蓄力量。他深知龙川作为闽粤要冲，迟早会成为清军南下的必经之路，贸然行动只会徒增伤亡。事实上当地乡民也深知此势，为求自保，多对清军壶浆以迎。
巫三祝待时而动，直到顺治三年（1646年，南明隆武二年），南明隆武政权覆灭，清军逐步逼近粤东，对地方的压迫日渐加剧，巫三祝才正式在龙川霍山聚义。霍山地势险要，是天然的防御要塞。消息传开，百里之内数十座山寨纷纷响应，皆愿受巫三祝统一调度。他亲率父子兄弟投身义旅，就连家中仆人也尽数训练为精兵，凭险守隘、出奇制胜，多次击退前来进犯的清军。清军骑兵曾数次兵临寨下，却始终因霍山防御坚固而望而却步，只能悻悻离去。也正因巫三祝的顽强抵抗，龙川周遭四十余里内，乡民得以保全顶发，免受“留发不留头”的剃发令之厄，在乱世中守住了一隅前朝衣冠。
隆武二年（1646年）冬，赵王在长乐县监国，听闻巫三祝的义举，特意敕封他为右侍郎，召其赴军前共商大计。但巫三祝抵达长乐后，亲见赵王身边大臣残虐无道、争权夺利，深知此政权难成大事，便以身体有疾为由辞谢任命，毅然返回霍山，继续坚守自己的抗清阵地。
在钟丁先坚守凹下山、巫三祝据守霍山的同时，粤东抗清局势几经起伏。钟丁先的抗清事业也在这一年（1646年）迎来转机，是年十一月，朱由榔在肇庆称帝，建立永历政权，得知钟丁先的抗清事迹后，钦授他为福建监军道，次年又擢升参议，后三次晋升至广东按察使司副使，将其正式纳入南明政权体系之中。钟丁先麾下猛将云集，孙中山的孙氏入粤十一世祖孙鼎标便是其得力部将，辅佐他转战汀州、惠州交界，与清军展开反复拉锯。他曾与汀州总兵鏖战数月，与惠州副总兵黄应杰对峙两年，还多次与清军八旗军官激战，“数年来心力交瘁，茹苦如饴”，是粤东抗清的核心力量之一。
此时的粤东地区，正是风起云涌之际。岭南三忠（或称广东三忠）陈邦彦、陈子壮、张家玉，蕉岭抗清领袖赖其肖等，在广东各地作抗清斗争。张家玉（1615年—1647年）是连接珠三角与粤东北抗清力量的关键人物，起兵后以东莞为基地，转战惠州、河源交界地带。赖其肖的势力范围与河源、惠州接壤，是粤东北抗清网络的重要一环。
钟丁先、巫三祝举事后，又有一大股生猛抗清力量加入了进来，这就是龙川通衢的明遗臣王芋及其武装。他快速聚众、主动出击，聚焦河源战场，败亡后很少见到他的后续行动记载史料。
王芋甚具军事才能与号召力，地方史上称其为明抚臣、军门。眼见巫三祝、钟丁先的抗清义举渐成声势，加之清军南下后对粤东北乡土秩序的破坏日益严重，顺治七年（1650年，一载为顺治六年），王芋正式在龙川通衢聚众举事。他以“复明”为号召，迅速集结乡兵数万，组建起一支规模可观的抗清武装。他首要目标瞄准河源，派先锋高金印、魏铎率部南下进军河源，试图扫荡当地清军据点。可惜的是，王芋的部队缺乏统一调度与长期战略规划，行动急进却无防御缓冲，对清军的快速反击并无足够预判。在清军将领王惠杰部的全力围剿下，王芋部半日之内便全军覆没，他本人也下落不明，有传言称其在激战中战死，这场声势浩大却太过仓促短暂的抗清之举，就此落幕。
因此，后人对此极感痛惜。顺治四年，翰林张家玉在博罗起兵；顺治五年四月，提督李成栋以广东归附永历帝，而王芋起兵时机稍晚，如果他能早一点与巫三祝、张家玉、李成栋等南明力量联合，趁清军刚入粤、局势未稳之时共同拥戴永历帝，或许能凭借珠江一带的忠义之士，在南方掀起更大规模的反清复明运动。
王芋起兵抗清之事，在《河源县志》《田心屯志》有简略记载，然而，由于清廷统治逐步稳固，地方史料被删削，这些忠义之士的事迹长期被埋没。
“抚臣”遁走龙川河源折戟沉沙
王芋应是明朝遗臣，从残存的记载中称呼他为“军门”“抚臣”，“抚臣”为行政职务，“军门”则彰显其军事权威，说明他在地方军政体系中地位显赫，他能在短时间内召集数万人马举事，应时常主持军事征伐、节制地方军队，具备出众的军事调度能力与威望。
结合林时对的《荷闸丛谈·卷之四》、邵廷采的《西南纪事》以及同治《河源县志》的记载，在通衢起兵的王芋很有可能就是曾任明朝广州巡抚的王芋。
在那个风起云涌、形势瞬息万变的动荡年份，清廷的猜忌与压迫、南明的腐朽与内斗，令人难以抉择。粤地的明朝官员如黄应杰、李成栋，甚至王芋，都有过降清与叛清的经历，他们既没有瞿式耜宁死不屈的气节，也没有彻底依附清廷的决绝，挣扎在忠义与生存间。王芋曾为清廷劝降张家玉，却被张家玉骂了个狗血淋头。
顺治六年，王芋在永历朝所授职的广东巡抚任上，奉命在大埔讨伐江龙三个月，未克。而江龙则因粮草耗尽投奔了福建的抗清势力。（清周硕勋《潮州府志》卷三十八）
顺治七年（1650年）正月，南明在广东的局势急剧恶化，清军尚可喜、耿继茂部大举进攻，先破韶州，二月再围广州，南明守军杜永和、张月等人奋力抵抗，却难挽颓势。二月，岭东道李士琏、总兵郝尚久、黄应杰以潮惠二州降。时任广东巡抚的王芋，在广州被围、城破在即之际，未能坚守，最终逃入山中避险，清兵“遂屠羊城”，死难70万人。顺治八年冬，“粤东全省皆没”。
早在此前清军招抚粤东时，潮州总兵郝尚久、巡道沈时便已遣使纳印降清，但潮州局势复杂，城南临大海恐遭郑成功突袭，城北崇山之中又有山贼盘踞，“故明”巡抚的王芋与监军道高金印，正是在潮州北山一带抗命不出，拒不降清。
王芋弃广州城而走，却没有放弃抗清，很有可能是经潮州前往龙川，与此前在通衢集结的乡兵会合，试图依托乡土势力继续抗击清军，却在河源与追击而来的清军遭遇，交战失利。这么短时间内能召集到数万人马，这是非常不容易的，钟丁先不过召集了千余人（有记载为数千人），巫三祝不过召集了几十寨人马响应。
乱世各择归途青史留名不同
王芋大军兵败后，巫三祝与钟丁先继续抗清事业。巫三祝在顺治五年（1648年）曾获永历帝起用征召，行在兵部给事中李贞向永历帝奏荐他时，盛赞其“义烈之气，可质鬼神，刚大之养，可塞天地”，永历帝也颁旨道：“巫三祝遇变不屈，克全名节，着即起用。”但巫三祝眼见南明诸王与朝臣依旧勾心斗角、只顾争权夺利，早知事不可为，他以老父年近八旬需赡养、自身多病为由推辞任命，不愿再卷入朝堂纷争，只求坚守霍山，守护一方百姓。
顺治八年（1651年）后，南明大势已去，巫三祝逐步放弃军事抗争，转而在霍山登仙岩启蒙寺兴建彩云书院，历时一年才得以竣工。此后，巫三祝广招弟子讲学授业，以著述自娱，著有《蘧园集》六卷、《霍山志》四卷，以文化传承延续气节，直至寿终正寝，享年八十，属于主动选择的善终结局。
钟丁先则坚持抗清至最后一刻。他一路追随永历政权的脚步，即便永历帝昏庸懦弱，小朝廷腐败无能，不断西逃广西、云南，最终遁入缅甸，对粤东的号令彻底断绝，他依旧坚守在抗清一线，是粤东勤王义兵中声势最盛的其中一支武装。
直到顺治十八年（1661年），永历帝被俘，南明政权彻底覆灭，钟丁先才不得不接受了大势已定、无力回天的事实。他遣散麾下义军，将年迈的双亲托付给胞弟供养，自身“芒鞋竹杖，行李一肩”，前往凤安彼岸寺削发为僧，隐居避世。清军官员纷纷修书劝降，惠州副总兵黄应杰亦再次致信劝其归顺，钟丁先皆一一回书拒绝，以出家姿态守住名教纲常与民族气节。他“眼不看清朝天，脚不踏清朝地，口不食清朝粟”。随后，在彼岸寺左上正间木棚内倒卧，绝食而亡，终年59岁，时为康熙十一年（1672年）。
钟丁先后人为躲避清廷缉拿，悉数逃亡至四川，而他的忠义之举，被后世永远铭记，道光七年，永安县绅士为其申请建祠，赞誉其“置死生荣辱于无心，行己志而有信”，成为王朝更迭之际士人坚守气节的典范人物。
三人的不同结局，与其身份背景有关。他们都扎根河源地方，在南明政权兴衰的大环境约束下，依托山地地形与乡土认同开展抗争。他们的身份差异，也带来了不同的资源调度能力，采取的行动也不同。王芋以兵多将广之势选择短期突击；巫三祝为崇祯进士、前户部员外郎，兼具士绅威望与地方资源，既能组织军事抗争，又能以文化传承延续影响，故实现其“武抗文守”的长期布局；钟丁先为广东解元，文武兼备，既能凝聚地方精英，又能获南明政权认可，获得官职与名分支撑，故能坚持完整抗争周期，成为伴随南明全程的抗清领袖。
十七年忠义坚守与南明相始终
从崇祯十七年（1644年）钟丁先毁家纾难，到顺治十八年（1661年）钟丁先归隐为僧，十七年间，巫三祝、钟丁先、王芋三位志士，以各自的坚守与抉择，在河源大地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举事有先后，策略有不同，结局有分野，却始终以“复明守节”为初心，在王朝更迭的洪流中，用热血与风骨，诠释了传统士人的家国情怀。
钟丁先、巫三祝、王芋三人的抗清行动，贯穿了清顺治初年南明政权在粤东的抗争时期，与南明的兴衰脉络深度绑定，同步响应粤东地域抗清浪潮，依托河源山地地形开展斗争，同频共振，各有分野，其时间线实与南明政权相始终。
三人的抗清决心均萌生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北京城破，皇帝自缢，清军入关，全国动乱，国破家亡的悲愤蔓延全境，广东虽暂未受直接冲击，但地方政令混乱、人心浮动。三人的举事，正是儒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忠义精神的体现，尤其是钟丁先、巫三祝的抗争精神，与宋末文天祥在南岭一带虽艰难而终不屈的抗元壮举一脉相传。
钟丁先、巫三祝、王芋等人在今河源地区的抗清活动，是南明政权在广东坚持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以明朝遗臣自居，聚众起兵试图恢复故国，彰显了其气节与勇气。从历史背景看，他们的行动并非孤立，而是与张家玉、李成栋等形成呼应，不仅是地方史的重要一环，也是南明抗清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段被遗忘的历史，值得后人重新记起。
■文/图：本报记者凌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