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河源地区巫医盛行，民众多信神方，给疾病的治疗带来了诸多阻碍。“河源县属人民，性极迷信，每有疾病，辄求神方作医治之良药，每因药不对症而致误死者，犹不悔悟。神方草菅人命，亟需严予取缔。”（1937年4月12日《香港工商日报》）
神方、巫觋的减少乃至基本绝迹，鼠疫、霍乱等疫症的成功阻击，与清末民初现代医学的传入，西医师的开拓性工作分不开。随着传教士进入国门的西医师，不仅带来了疫苗与手术刀，更将“消毒”“隔离”“预防接种”等现代公共卫生理念深植于乡野。清末民初河源仁济医院和西医在河源站稳了脚跟并稳步发展，其突破传统观念阻力的关键，在于以“实效”（如疫症防治、外科手术等）为支点，结合社会力量与技术升级，最终实现从“异域技术”到“地方医疗依赖”的转变。尤其是在疫病防治领域，西医通过微生物理论、消毒技术、隔离措施等创新，填补了传统医学在预防医学和公共卫生方面的空白，为民国时期粤东北地区应对传染病（如破伤风、天花、霍乱等）提供了全新的解决方案，也为现代医疗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尚鬼信巫的旧时陋俗
“尚鬼者，粤之俗也。人有疾，则命师巫鸣铎击鼔咒鬼，令他适，谓之跳茅山，现奉查禁。”同治十三年版的《河源县志》中，对河源县的风俗如此描述。“疾病饮水，轻药重觋”（龙川），“俗信巫，有病……巫作女人装扮，鸣锣吹角而舞，有赎魂、破胎、行罡、显阳、唱鸡歌诸术，是曰‘做觋’”（永安），“旧俗男女沾病或牲畜禾稻发生灾患，辄疑有鬼祟，延道巫作法祈禳如赎，跳鬼作禾福之类”（和平）。地方志中描述了各种仪式，比如跳茅山、设鬼、做觋等，还有求神方购药。民众生病时，先找巫师做法，用酒食禳送，或者挂神坛，巫师跳舞驱鬼。甚至拿到医生的药方也不用，反而信神方，导致病情加重。这些记载，反映了当时民间对鬼神的依赖，以及医疗观念的落后，他们将疾病归因于鬼神作祟，形成“人有疾则命师巫鸣铎击鼓咒鬼”的传统习惯。民间认为鬼神能主宰健康，巫觋通过“赎魂、破胎、行罡”等法术“驱邪治病”，这种信仰体系长期渗透于日常生活，成为应对疾病的默认选择。不仅河源，广泛至全国各地，大抵如此。
究其深层原因，与当时医疗水平低下有关。清代至民国初期，河源地区医疗资源分布不均，中医普及度有限，尤其在乡村地区，药铺和医师数量不足，民众难以获得有效治疗。
据各地方志载，民众依赖神方的行为可按疾病之轻重来施行，轻度疾病以“酒食禳送门外”（称“设鬼”）或简单符咒驱邪；重度疾病则请巫师“挂神于屋，作女人装扮，鸣锣吹角而舞”，施行“赎魂”“破胎”等复杂仪式（如《永安县三志》记载的“做觋”）。
民众向神庙求“神方”，持方到药铺购药，即便医师开方也“弃置不用”，甚至“瞒却医师，暗投神方”，导致“轻病变重，重病至死”。
遇到疫病（如鼠疫、霍乱）流行或天灾时，民众面对高死亡率和未知的病理，容易产生恐慌心理，民众通过“设会致敬”“延僧道诵经安龙”等集体仪式“祓除不祥”，如民国《和平县志》记载的“跳鬼作禾福”，将疾病防控寄托于鬼神庇佑。尽管当时中医存在，但民众“轻药重觋”，更依赖巫术而非药物治疗，中医在基层影响力有限。另外，民间对正统医学存在认知偏差，神巫开方“药性未明，寒热互用”，民众盲目服用，加剧了医疗风险。
民国初年战事频仍导致瘟疫数次大流行
民国初年，各路军阀混战，地方上遭祸甚惨。残酷的粤桂战事，在河源如拉锯战一般，给民众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1920年8月粤军克复老隆后，河源之东埔、黄沙、石头角、古云、中心村、琮峒、独石、木京、钳颈、仙塘、下屯、久社、黄田、蚊坑、石鼓坑、蓝口、南湖等处，悉在战线之内，为桂军驻地范围，无一不为桂军所蹂躏，焚铺屋，掠财物，效兽行，无所不至。卢炎山统率所部横击义合，被陈部许军横断其后路，卢被困于义合，因此特别以义合圩受害最严重，店铺百余家，被焚掠无遗，虽半叶门扇，水缸，必毁坏然后去。在石鼓坑地方，将宰杀的人肉，切片架于沿路树枝，以示其威，臭气弥漫数里。
1920年9月7日前后，粤军击退桂军后，沿江河滨，触目皆有死尸，当地人云乃被桂贼刺死而弃者。河源民众以为这回城池克复，天日重光，以后应当能平静些，不料9月中，李根源率1000多人，从增城、龙门侵入河源，一大战于回龙，一大战于狗比沥，凡有平陵、古岭、大埔围、香溪、章（今作庄）田、中心围、坝头、松山下、龙尾、榄子坝、客家水、窑下、双下、三王坝等，以及锡场圩，皆抢劫殆尽。狗比沥之役，战争尤其惨烈，交战者有1万多人，桂军逢人便杀，逢屋便焚，至桂军败退时，凡其经过之河源县地，或焚或掠，任意为之。
河源以地势所关，首当其冲，百里朱殷，万籁俱寂，毫无生气，兵士及无辜平民尸体，掩埋不及。战乱、饥荒、卫生条件恶化的叠加影响，引发次年瘟疫流行。
1921年5月，河源发现肺结核疫情，每日有数十起。时人谓乃因天气久旱，及上年9月间，粤桂交战时弃尸荒野，无人收敛所致。至6月中旬，河源疫情仍未消灭，反倒加剧。河源县公会原四处征求良方，对病患加急诊治，多半痊可。县人才相互庆幸，不料核症虽见治愈，却发生其他杂症，病人腹中浮肿，口吐鲜血，或有屙呕，随时都会不治而死。因此，群情焦急，束手无策，有力者纷纷谋地方迁徙，学校学生星散，学务半停，有不可朝居之势。
河源县公会四处寻医生询问，禀请政府特派医生前往施救。据查，当时粤军返师，首当其冲，屯兵数月，死伤积野。又值亢旱，青气熏蒸，此为致病一大根由。后认此疫为鼠疫，群众称“人瘟”，传染区有城镇、东埔等地。1927年，河源城镇再度发生鼠疫。当时中西医对此均无有效治疗方法，死亡率甚高，据说因鼠疫死亡者达200多人。
这两次鼠疫，幸得河源仁济医院院长戴仁兴从香港取回100支鼠疫疫苗，开展预防注射，控制了疫情，开创河源预防注射的先例，突破了中医“被动治疗”模式，引入“病原学预防”理念，通过疫苗激发免疫，从源头降低感染率。
这种理念一经发芽，便在河源生了根。1938年2月19日，河源县久社短期小学校设于久社乡水口地方，该校校长发现该乡有痘症发生，召全员布种洋痘，以防天花传染。1944年6月，河源县政府发布了关于各地学校种痘条例的代电。
河源西医始于河源仁济医院
当明末清初传教士携《泰西人身说概》叩开中国的大门时，解剖图上的骨骼脉络尚被视为“奇技淫巧”，而百年后，牛痘疫苗在广州十三行的落地生根，已悄然改写了千万孩童的生死簿。
河源始有西医，溯自清光绪三十三年，瑞士基督教巴色差会创建河源仁济医院。当时，服务东江的西同劳因沿江区域辽阔，无一完备医院，深觉在河源有设立医院必要，于是致函巴色差会商讨此事，希望能够得到批准。随后巴色差会派和士明医师来华，又任命驻源的萧国安牧师进行筹建医院，由张祝龄协助督责，先后完成医生楼、疗病室及职员住室各一座，并由张祝龄拟题“仁济医院”于门额。
西医初入河源时，河源人并不信任，民众“狃于国医之常，少闻世界医疗之术”，对西医手术持怀疑态度，甚至因香港《商报》污蔑“刳剔孕妇”引发舆论哗然，导致早期就医者寥寥。
医院初创阶段由传教士主导，瑞士巴色差会以宗教慈善为初衷设立仁济医院（河源），初期规模小，依赖外籍医师和士明、卜博士、戴仁兴博士及传教士牧师主持院务。同时，引入助产士如祭亚三姐、赫求光、包容真等，推动基础医疗服务，但因一战等因素导致人员更迭频繁，发展受限。
医院通过“科分内外，乃至眼耳喉齿，莫不精专”的专业化分科，以及“起死回生”的手术案例，逐渐打破民众对西医的偏见，使其从“疑信参半”转为“叹为神奇”，从“诬蔑刳剔”到“引为德便”。西医在河源的传播，本质上是西方医学体系与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调适过程，其成功依赖于技术实效、社会合作及本土化策略（如吸纳地方士绅参与）。
1920年后，戴仁兴博士接任院长，医务渐趋正规，加之地方官绅、士农工贾“翕然响应，慨然捐资，赠地拓筑”，医院得以扩建特别室、隔病院，购置爱克斯光等设备，标志着西医从传教士主导转向“地方合作”模式，在河源的社会认可度显著提升。
医院运行日趋正常，设备与基建也在不断升级，“一增再筑”病床到“留卧层楼矗立空际，待诊场所敞适休憩”，医院硬件设施进行现代化改造，设置隔离病院、购置X光设备，不仅提升了诊疗能力，也强化了民众对西医科学性的认知。中医外科传统以草药外敷、创伤缝合为主，对复杂腹腔、器官手术的实践较少，且受限于麻醉、无菌技术等条件。而西医通过解剖学、麻醉学的发展，实现了开放性手术如剖腹手术，能直接处理内脏疾病如阑尾炎、肿瘤等，体现了西医在急、重症治疗上的突破性，填补了中医在外科领域的技术空白，这在当时被民众视为“神奇”。
河源仁济医院在引入技术的同时，也开始培养本土医师、护士等医护人员，为西医在地方的持续传播奠定基础。
在相关的资料中，提到了西医治疗疫症之传入及其关键作用，以破伤风防治为例，资料明确指出，“锁菌之袭，杀初生婴，十常四五”（1947年1月，张化如《河源仁济医院拓筑留医治疗楼舍募捐序》），传统医学缺乏对破伤风杆菌的认知，更无预防措施，导致婴儿死亡率极高。梅县德济医院引入“断脐消毒”的助产技术，从源头上切断破伤风杆菌的感染路径，使“梅江附近之锁殇，遂以告绝”。与之同时的河源仁济医院，也同期推行此术。婴儿破伤风死亡率的显著下降，直观地体现了西医在传染病预防上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这是中医传统防疫体系难以达到的效果。
河源仁济医院增设“隔病院”，将传染病患者与普通病患分离，契合现代防疫原则，有效控制了疫症的扩散。
河源仁济医院、梅县德济医院作为西医据点，其成功模式（如分科医疗、防疫技术等）为周边地区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间接促进了民国时期粤东北地区疫症防治网络如后期出现的公立卫生院、防疫站等的初步形成。
■本报记者凌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