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港大营救行动在东江纵队史与中共地方党史上意义深远，时人与后人皆给予高度评价：茅盾称其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邹韬奋则题“保卫祖国为民先锋”赞誉东江纵队。它也为多数文化名人日后投身新中国建设埋下伏笔。龙川老隆作为重要中转站，承载了良好的文化、社会与政治效应；相关遗址（如2019年10月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福建会馆）多建成纪念馆，影视、美术作品亦以生动形式诠释其历史价值，助力传承红色记忆。
薪火守文脉：省港大营救的多维历史意义
“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取得了异乎寻常的成功，整个过程无一人受伤，无一人被捕，表现出了对知识分子的相当尊重和周到细致的组织能力。
廖沫沙在《东江历险长留念》一文中如此形容香港大营救：“把他们从敌人的虎口中安全地抢救出来，这不但是我们党的一项伟大的功绩，而且在历史上也是空前未有的一次严峻、艰巨的大撤退。”
从历史意义层面看，此次营救行动的成功，在民族危难之际，为中华民族和新中国拯救了一大批文化精英。这些文化界的中流砥柱，日后在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成为各个文化艺术领域的领军人物，为我国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这次营救行动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让更多人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坚定的决心与强大的组织能力，提升了共产党的威信。
这次营救，拯救了当时中国的文脉。从香港营救出抗日爱国民主人士和理论、新闻、文化、戏剧、美术等界的精英及其家属800多人。《国殇第6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大撤退秘录》一书中，作者方明认为，抢救工作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异乎寻常的成功，取决于中共中央对抢救文化精英的高度重视——中共一直都非常重视知识精英的引领作用，比如当乔冠华后来通过廖承志等向党组织正式提出入党申请时，周恩来指出：“批准一个乔冠华入党，可以团结一大批知识分子。”香港党组织执行中央抢救文人的指示坚定不移，且沿途的周密安排是行动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在营救和护送过程中，各个交通站衔接紧密，周到细致，以至于使文化名人们钦佩至极。实际上，这也为十年后绝大多数文化界的名人没有跟随蒋介石去台湾，而是会聚到北京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埋下了伏笔。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副巡视员、《广东党史》原主编王国梁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当时的形势下，抗日主张、统一战线都离不开爱国民主人士与进步文化名人们的推动。但国民党当局却对进步文化人士恨之入骨。共产党本着高度负责的精神、历史责任、伟大的远见和胸怀，为国家保护了一大批精英人士，使之得以为今后解放战争、新中国建设作出重大的贡献。同时，这次大营救也为参与其中的广东抗日游击队、地下党组织等人员提供了大练兵、大考验的机会，提升了战斗素养。”
2007年，武汉理工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王祝福发表的《1942年香港秘密大营救评述》认为，这次营救行动也可以说是对中共在南方国统区的地下工作和华南抗战斗争的一次考核。应该说，考核的成绩是相当优秀的。同时，我们也从中认识到，在中国革命的艰苦斗争中，如果没有白区（在这次行动中，既指国统区，也包括日占区）的卓有成效的工作，类似于秘密大营救行动的成功是不可想象的，简直就不可能开展；而如果没有武装斗争，没有根据地的建设，甚至没有游击区的开辟，这种行动的开展将是没有希望的，只能是永远疲于奔命。
在那场惊心动魄的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中，诸多文化精英得以从日寇的魔掌下脱身，转移至大后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凭借在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中被保存下来的文化力量，他们继续发光发热，在各自领域不断开拓进取，创造出辉煌成就，为新中国的文化、艺术、学术等事业蓬勃发展注入强大动力，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他们的名义设置的奖项包括“茅盾文学奖”“夏衍电影文学奖”“长江韬奋新闻奖”等。他们对中国文化事业的贡献以及面对困境时展现出的坚韧，成为激励后人不断追求真理、守护文化传承的强大动力。
遗址诉过往：省港大营救相关纪念馆的历史回响
从香港到内地的大后方，与大营救有关的系列遗址、旧址大多被建设成纪念馆，如惠州东湖旅店、老隆福建会馆、深圳白石龙纪念馆等，成为人们铭记这段历史、传承红色精神的重要场所。
在整个营救计划中，老隆中转站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成为整个营救路线中人员分流与转送的核心节点，保障了大规模文化名人转移行动的有序推进。与大营救有关的义孚行、侨兴行、香港汽车材料行老隆分行等地今已不存，唯有福建会馆保存完好。
在龙川县的红色革命史迹中，福建会馆是一个极引人注目的存在。一方面，它红墙绿瓦，古色古香，自清初至今，已存在了二三百年；另一方面，它曾在民国初年以来，数次见证历史人物在此做出有着不同影响的历史举动，曾是党的早期革命活动重要场所之一——1923年春至1925年秋，彭湃曾两次在这里宣传革命思想。1949年6月2日，龙川县人民政府在此宣告成立。几十年来，福建会馆曾分别成为老隆镇政府、老隆镇人民法庭、老隆镇机关幼儿园、老隆镇塑胶厂的办公用地。福建会馆具有建筑历史艺术研究价值和革命纪念意义，1986年被龙川县政府认定为龙川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1年7月公布为河源市文物保护单位；2012年10月公布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2019年10月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公布名为“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指挥部旧址（老隆福建会馆）”。2010年被定为第三批河源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13年被公布为广东省党史教育基地；2019年7月被公布为广东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这是广东与“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历史事件有关的8处文物保护单位中的两个“全国重点”之一。
历经战火洗礼与岁月沉淀，福建会馆完好保存至今。但由于其间曾被作为其他用途，加上年久失修，馆内一度破败，龙川进行过几次修缮维护，近年来分别做过两次较大规模的修缮。2011年，当地政府斥资完成了对福建会馆的保护性修缮工作，并于当年8月起免费对外开放。开馆至今，福建会馆已成为当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重要史料和大革命时期当地其他革命史料的陈列室，成为当地传承红色基因、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热门打卡地之一。
建于1935年的惠州东湖旅店，与老隆福建会馆一样，曾是中国文化名人秘密大营救的惠州接送站，见证了重要的历史时刻。从这里，茅盾、邹韬奋、张友渔等100余人被转移至大后方。这里已成为“东湖旅店——营救中国文化名人陈列馆”，通过文字、图片、实物以及多媒体等多种呈现手段，生动地再现了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带领参观者重回那个争分夺秒的营救现场。
深圳白石龙纪念馆，位于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白石龙老村1号，原是天主教堂旧址，曾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司令部的所在地，也是大营救的主要策划地和接待站。1942年1月，包括茅盾、邹韬奋等在内的第一批文化界人士，便是在这里开启了从香港脱险后的旅程。馆内以大量珍贵的历史图片、文物展品，借助多媒体、高科技等手段，全方位地展示了大营救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在这里，观众仿佛能看到游击队员和当地百姓为保护文化精英，冒着生命危险穿梭在封锁线上的身影。
在香港也有相关的历史遗迹见证着这段历史。香港文化博物馆设有关于香港在抗战时期历史的展览，其中部分内容涉及文化名人大营救。在这里，通过展示当时香港沦陷后的社会状况，以及一些秘密联络点的介绍等，让人们了解到在香港本土，为营救文化名人所进行的前期准备与地下工作的艰辛。尽管没有专门以大营救命名的纪念馆，但馆内相关展品与资料，充分展现了香港在大营救中的关键起始点角色。
这些遗址和纪念馆，或是营救行动的关键站点，或是策划与指挥的核心区域，或是提供后方支援的重要基地，共同构建起一条完整的历史脉络，使得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这段历史更加立体、鲜活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不断激励着后人铭记历史，传承先辈们的伟大精神。
创作续记忆：红色作品中的省港大营救价值
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是粤港澳三地的共同记忆，作为极具感染力的红色历史事件，为广东红色革命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素材，催生出戏剧、影视、音乐、美术等多种艺术形式的作品，成为传承红色记忆、弘扬革命精神的重要载体。
2015年，由李惠民、张广锋执导，侯京健、朱泳腾、徐程、宋佳玲等主演的33集电视剧《省港大营救》上映。
2018年5月4日，刘一君执导，成泰燊、颜丙燕、霍青、梁俊一等人主演的历史悬疑类电影《香港大营救》在内地上映。
2019年，由广州市文化馆原创的曲艺作品《大营救》获得第18届“群星奖”。
2021年6月16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策划制作的粤语广播剧《大营救》在北京首发上线。
2025年6月12日，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广州市文物局）主办，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承办的“2025红色文化轻骑兵：重走抗战之路”活动启动，行经广州番禺、惠州惠阳、东莞大岭山三站，7月3日至4日走进老隆（作为第四站），通过“勠力同心——粤港抗战史实展”、音诗舞剧展演、惠民演出、革命旧址直播等多元活动，系统呈现了华南敌后抗战壮阔篇章，“香港秘密大营救”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以大营救为题材的美术作品亦时有精品佳作出现。1981年，广东画家蔡迪支、许钦松以此为题材，运用木刻版画的艺术手法，创作了作品《晓风残月》，描绘东江抗日游击队营救茅盾、邹韬奋等人到达游击区的场景。
1987年，曾经被营救的文化名人之一、画家丁聪先生根据回忆画出营救经历，题为《东江百日杂忆》（又名《东江纵队100天》），组画共十幅，并于1994年在深圳美术馆举办“丁聪画展”时将原作捐赠给深圳美术馆永久收藏。
2025年8月，由广东画院组织，宣新明、叶献民、杨国强、陈少群等4位艺术家共同创作的大型油画《文脉薪传——香江大营救》完成。这是一幅以抗战时期香港沦陷后文化名人大营救为背景的油画作品，通过深沉的历史叙事和生动的视觉语言，再现了那段“文化大营救”的历史。
这些艺术形式与作品，从不同角度诠释了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的历史价值，既让红色记忆以更生动的方式走进大众视野，也为广东红色革命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提供了有力支撑。
■本报记者凌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