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基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94周年。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在沈阳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土地，屠杀我人民。在这个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手握重兵的张学良，听从蒋介石的不抵抗的命令，置国土沦丧民为鱼肉于不顾，退缩到关内。
远在千里之外的广东省龙川县，年仅16岁的中学生郑文生，和学校的师生一起，义愤填膺地参加了龙川人民声讨不抵抗主义和支援打响东北抗日第一枪的马占山抗日斗争的活动。在九一八事变后仅仅两个月，他就写出了反映抗日武装开赴抗日前线的小说《战阵中》。一个月后，他又写出了反映普通老百姓英勇杀敌不畏牺牲的小说《芦苇边》。
尽管此时的郑文生既没有丝毫的遭受铁蹄践踏家破人亡的亲身经历，也没有拿起刀枪与侵略者搏斗的体验，仅仅是凭着一腔热血和从报章上获得的相关信息，就拿起笔作刀枪，写出了这两篇小说。
郑文生是我国著名文学家与文艺评论家萧殷（1915年—1983年）读书时的名字。读书时的郑文生酷爱文学写作，曾先后写出了反映劳动人民疾苦的《饿》《风雨之夜》和《挑水妇》等作品。
1979年，龙川籍资深文史工作者曾锦初发现了刊登郑文生这两篇抗日小说的刊物《抗日救国特刊》，捐献给了龙川县图书馆。2022年，曾锦初带领正在编撰《萧殷全集》的萧殷文学馆工作人员，把这两篇小说整理完，并经笔者写文公布。
《战阵中》描述的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东北战场，一支中国部队在深秋的寒夜中坚守阵地。天气严寒，风雪交加，士兵们刚刚从前线轮换下来，饥寒交迫，疲惫不堪。远处炮火轰鸣，战事激烈，而他们只能在短暂的休整中喘息，等待下一次冲锋。
部队在荒凉的山坡上散伏，士兵们蜷缩着身体，抵御刺骨的寒风。他们已一天未进食，饥饿难耐，只能靠刚送来的热粥勉强充饥。
两名士兵谈起刚刚阵亡的战友，感慨他的牺牲虽壮烈，但政府以及国际舆论对侵略者的容忍使得战争的前景令人绝望。
在小说中，郑文生借小说人物的对话，表达了对当时的政府与军队不抵抗的满腔悲愤。
饥饿、寒冷和不断传来的伤兵呻吟，加剧了他们的压抑和悲观情绪。另一方面，在小说中，那些刚刚还在对当局发牢骚的士兵，一听到“‘快些！往前线！’这命令一发，立即森严起来；各英挺的站起，发出一阵很杂的子弹和用具相碰声。沉重的步声……前面的山岗里，驰骋着这往前线的部队”。
另外一篇《芦苇边》，描写的是在沈阳的一位中学生，目睹了在侵略者铁蹄下的家破人亡惨象，奋起孤身杀敌，最终英勇牺牲的故事。
小说的主人公是一名18岁的中学生，原本拥有温馨的家庭，却在日军进攻时失去了所有亲人，家园被焚毁。他因在校而幸免于难，但随后目睹了日军对学校的暴行，尤其是女同学遭凌辱后自杀的惨剧。
绝望中，他痛恨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更愤慨政府的无能，决心以个人行动复仇。“——唉，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眼见许许多多惨剧都是兽兵演成，张学良纵有三十万之众，见了兽兵来到，他就急急的入关，弃了我们民众，任人蹂躏，让人劫掠。”他又借作品中的主人公之口，表达了誓与侵略者决一死战的决心：“但是，政府不去，我自己去罢……就去死也有代价。”
黑夜中，他潜伏在芦苇丛中，握紧手枪，等待日军经过。风雪交加，他内心燃烧着仇恨的火焰，丝毫不觉寒冷。回忆与愤怒交织，他坚定了“以死换代价”的决心。终于，四名日军出现，他瞄准为首的军官开枪，击倒一人后，被其余日军乱枪射杀。临死前，他高喊“中华万岁”，鲜血染红雪地，双目圆睁，死不瞑目。
写这两篇小说时，郑文生仅仅是个16岁的中学生，常常因家贫交不起学费而发愁。爱好文学创作的他，在这个阶段所写的小说与散文如《饿》《风雨之夜》《寒士》《挑水妇》《刷鞋童子》等，无不是描写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民生活困苦之作。
当九一八事变的枪炮响声传到几千里之外的龙川佗城时，郑文生毅然决然地参加了全县民众的抗日救国运动，并且以笔作武器，写出了《战阵中》《芦苇边》两篇小说，把对日本侵略者的兽行的仇恨与对东北军民奋起反抗的支持化作了射向日寇脑袋的子弹和扎进鬼子胸膛的刺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