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遥乐最近出版了长篇小说处女作《噩梦出口》，作品充满了对现实的冷峻观察、对人生命运的思考追问以及对人性的幽微烛照，展现出了新一代青年中少见的思想锐度与叙事能力。我们能够在小说的字里行间读出，她在世态中点亮温情烛火，在生死困顿中探寻人性微光等方面作出的努力。作品因此也具有了穿透表象、直抵人文内核的独特价值。这或许正是我们阅读《噩梦出口》时，最不应该忽略的精神锚点。
对犯罪现场描写的要点在于细节，难点也在于细节，既要展现关键信息，又要隐藏部分线索。而在叙事节奏上，罪案小说通常需要紧凑明快，不拖泥带水；案情的错综复杂往往又需要反复铺垫与渲染，这二者之间天然存在一种背离关系。优秀作家能够轻松地让节奏与细节在文本中达到一种动态平衡，其重要方法是要让小说始终充满着悬念。作者开篇便以南城烂尾楼焦尸案瞬间拉满悬念，以干脆利落、直击要害的场景化叙述推进情节。在案件侦破的进程中，警察注意到了焦尸案与4年前魏玲遇害案的关联。跨越4年时光的2起杀人案件前后咬合在一起。当年尚未满14周岁的施害者吴昭未受到刑事处罚，兜兜转转之后，竟成为了命案受害者“陈阳”。《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颁布以前，未达刑责年龄的吴昭隐姓埋名、迁徙躲避，最终也没有逃脱命运的审判。他究竟是死于复仇还是另有隐情？这就成了贯穿全篇的核心悬念。
当追溯陈阳这几年的生活轨迹时，警察发现，在案件发生后母亲陈义红产生了补偿心理，在溺爱中无限纵容，而他的父亲却无视家庭责任，逃之夭夭。“母爱过剩而父爱缺席”的家庭环境把儿子养成了一个巨婴。
在故事创作中，设置悬念固然困难重重，但更考验作家功力的，是让悬念永不水落石出，揭开一个谜题之后是更大的谜题。当2起相隔4年的案件精心串联起来的时刻，敏锐的读者或许能够捕捉到故事走向，却捕捉不到罪案的细节。令人钦佩的是，作家还有着逐步揭示人物命运背后深层逻辑的创作抱负。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警方把关注的视线投向了魏玲的女儿孟玥。孟玥与陈阳之间存在着因仇恨而产生的强烈对立关系。小说以“陈阳（吴昭）被杀”与“孟玥复仇”两条线构成双重镜像叙事，将罪案调查的明线与人性蜕变的暗线交织在一起，构建起一张错综复杂的命运的罗网。刘遥乐的叙事中，线索的揭示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通过精心设计的伪装与误导系统逐步展开。从更高的标准来衡量，刑侦线的写作还显得有一些薄弱，徐锐团队更像叙事工具而缺少了鲜活个体的光彩，削弱了“法理与人情”对抗缠绕的戏剧张力。
小说虽然在开篇不久便把两件罪案串联起来，淡化了“凶手是谁”的悬疑，但读者的参与感却没有丧失，相反还水涨船高。读者的阅读期待，从解密“谁是杀人犯”演化为“是怎么做到的”。作者巧妙运用了“分身诡计”与不在场证明等经典推理手法，伴随着警方调查工作的逐步推进，层层剥茧。最终，在“步态差异”这一关键细节上，实现了故事的反转和谜底的揭示。这种创作手法在小说中的功能可能更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能够带给读者一个先于调查者发现真相的契机。
孟玥选择“以暴制暴”式的复仇，表面上符合民间朴素的伦理观，实则背离了法治精神，她也因此陷入仇恨编织的牢笼。她原以为，复仇是挣脱的唯一途径。命运的吊诡之处在于，噩梦的出口同时又是牢狱的入口。噩梦和牢狱在小说中还对应着各种“铜墙铁壁”。这堵墙，由法律的边界、复仇的边界、人性的边界共同构成，很多人看不清边界到底在哪里。孟玥同样如此，她在其中迷失了方向，被仇恨蒙蔽了双眼。以徐锐为代表的警察群体，与孟玥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智斗。这场对抗，更像是两种正义观的生死博弈，也是关于边界的价值观的争论——孟玥坚信“以血还血”的古老法则，只有通过复仇才能终结自己的噩梦。徐锐一班人则坚守着“让暴力止于法律”的信仰，相信法律的公正与权威。
故事的结尾处，两人在监狱的会见室相对而坐时，孟玥吐露了自己的心声：“就当完成了毕生最重要的任务，来这里休息。”仿佛多年的仇恨终于得以放下，噩梦也随之终结。徐锐最后无情揭露了她的自欺欺人：“可事实与你想象的并不一样。他们失去了部分的你，可他们因为爱你、信任你而永远不会对你承认的，余生的安宁。”这关于亲人“余生不得安宁”的追问，其实是关于“复仇真的能终结噩梦吗”这个命运诘问的答案。我们得以窥见复仇的本质悖论：它试图用暴力终结暴力，殊不知每一个复仇者都在完成复仇的同时，将自己和至亲拖入新的噩梦。而所谓的“复仇成功”的快意恩仇，不过是人生悲剧的变奏，而非终章。
救赎的道路，绝非对仇恨的简单否定，而是在深渊凝视黑暗之后，依然愿意选择光明。或许刘遥乐想要通过《噩梦出口》传递的关于精神救赎的密码。噩梦真正的出口，是依靠来自爱的坚韧与宽恕的曙光。那一抹微弱却坚定的光芒，投射出对公平正义的永恒凝视。这光芒，需要被更多人看到，让每个在罪罚迷雾中徘徊的人，都能循着这温暖的轨迹，走出仇恨的牢笼。（来源：河北新闻网，作者：周长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