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玫姣
我是一个有古城情结的人，对古城、古镇有莫名的好感，并愿意追溯它们的脚步。这造就了我跟一群又一群忙着旅游的人没什么两样，匆忙地去到各处，用自己的时间与陈旧的空间交换共同的经历。
我曾经非常天真，妄图走完中国所有的古城，但随着年岁的惊扰、审美的疲劳，这种想法变成了一种无法实现的浪漫主义，我在渐行渐宽的旅途中对它的诉求在慢慢降低，渴求也在慢慢消解。
我对它的认识变得很模糊，有时候甚至失去了判断；古城变得更虚无，有时候我仅仅留念那些地砖和墙漆。听觉因被多余的声音过度渲染而失去对声响的提纯和回味，那些声音一些来自旅客，一些来自商人小贩，很少有古城居民的聊天声。嗅觉也在失衡，我曾经渴望的树木的气息和古城居民留下的烟火的味道在大规模消失。它们与城市工业链条里的扬灰、电焊共同消融，混合成一股新的代表当下生活态度的气味，也许就在古城外的两公里处住着一个新商业的春天，那是一个全民景仰的开始。味觉显然已经失灵，被各种杂乱无序的味道袭击，舌尖竟然对那些食物的由来与命名难辨真假。比如，我去过的阆中古城，家家营生、户户开档，几乎是五步一摊、十步一店，整个古城至少有上百家“张飞牛肉”和“保宁醋”。城里不分白天黑夜，飘着酸味和卤味。其实，那也好闻。古城里的小吃档多，寻了几家均是失望而归，心里暗忖着，自己做的都比他家做的好吧。景区的东西好吃不了。所以往后看得再动了心思，也告诫自己要忍下来，但往往好了伤疤忘了痛，于是在后悔与不悔之间举棋不定。五味都已经失调，身体尚在，但渐渐也在人来人往的古城迷失了方向。古城真正让人焦灼的是游人如织，摩肩擦踵侧身让路，排队买小吃的队伍可以排到小街的尽头，完美呈现集市的现场感。站在阆中古城小街的中央，站在人潮的中央，觉得它跟所有的古城一样，没有辨识度。但是我知道，夜晚一定不一样。夜晚，古城退到边缘，茶馆和戏台都睡去，空留一轮明月照大地。在嘉陵江边放了一个孔明灯，飞过柳梢头，直奔月亮，是长了翅膀的嫦娥。刚刚登过剑门关的腿还微微发酸，夜风的凉意让这种酸麻像白酒一样挥发，我突然想吃一盘“张飞牛肉”。
还是夜间好。
正经八百去的第一个古城是大理。十多年前，买了硬座火车票，历经一个下午一个晚上到昆明，又坐了夜行的汽车去大理。抵达的时候，看到高耸而孑立的城门，一阵风从门外吹来，呼啦啦响，五月的夜晚能把人的魂儿吹跑。听说对面的高山有常年不化的积雪，白天还能随处看到鲜花，去洱海能看到洱海沉月，这是大理的“风花雪月”。古城的一条街，叫作“洋人街”，街还是小小样样的，只是其中坐落着几间酒吧，起着一些洋气的名字，大堆大堆的老外泡在里面，跟这街的名字情投意合。一些民族服饰店和玉器店的老板，拿出镇店之宝，说出一个友情价，想试着砍砍价，最终半途而废，这本是一场实力悬殊的较量。
街道完成了取悦的本事，也开始显露一些本性，一些小摊就摆在狭窄的路边，售卖当地特产与手工艺品。在这条街的路边我第一次见到山竹，2元一斤，第一次尝到形似蒜瓣口感酸甜的水果，它细化绵软的口感瞬间打动我，我像一个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剑客，意气风发地买了好几斤。
很多年过去了，对大理古城的记忆慢慢在遗失，唯不忘风花雪月和山竹的滋味。“风花雪月”念来销魂，佩服那个将这四个字记入《大理县志》的人。
如果说“风花雪月”是种涵养，那“洋人街”就是生生的堕落。这种堕落在丽江古城达到顶点。
那个时候我的内心是极度浮躁的，被丽江古城的繁华吸引，几乎对它一见倾心，并做着一个常住此地的美梦。我喜欢那里的格局，错落地势显露高原情怀，泉水细流又展露西南边陲的风情。阳光比烟花烫，东巴文像道秘符，小桥流水人家，没有枯藤老树昏鸦。我更喜欢它的商业气息，随时打开欲望的门阀，肆意泄洪。商店的主人大多不是当地居民，然而商机面前人人平等，他们换上彩织的裙子，戴上银饰，殊不知他们和我一样，都是这古城的过客。
我遇着一个矮小得可怜的婆子，她穿着纳西族的服装站在一束阳光下，我买了她的小店里所有的银饰，她说那些银饰是她用银元一锤一锤敲出来的。一个月后，银色退去，露出黄铜内胆，当家里老人询问时我无处逃避一脸的尴尬。然而我竟不怨恨那婆子，到现在都还能记起她脸上散发的笑意。跟她交谈，我确定她是当地人，西南话的特别，我清楚。她的存在仅仅作为了一种文化观瞻，我就知足吧。
丽江古城的确很美，历史感和仙气并存，但我又对它有种过分的担忧。我和它都属于迷失的一族，我在找寻我所谓的小资，而它在追逐名利的计划中渐渐丧失天然的韵味。若干年后，那些瓦屋篱舍，那些细水长流，会不会空乏了呢？
又一回，去了山西平遥。
我跟自己说要逢着一个巩俐一样的女人，丰润身形，壮实体格，红润脸色，风情跳动眉目之间。她一面搭理家中事务，一面搭把手管账务。她是夜里捧着烛台去账房查账的女主人，也是吹熄蜡烛钻进丈夫被窝的温香软玉。她穿一身花袄子坐在垂着深蓝色布匹的驴车里，不管前面有多少埋伏，她都端坐得踏实，不曾探出头来，只狠狠对车夫说：“走！”
这种想法是在参观“日升昌”时生出的。在平遥，让我喜欢的就是票号。每家票号的门头都精工细作，明黄大字，檐下绘彩，门庭不阔，院落几进。屋内房间不大，但都将账房先生的照片和生平介绍悬挂于房门口，又用人偶呈现了当年工作的场景供人观摩。纵然惹人百般寻味，但还来不及进一步揣摩，就被不断涌进的人群顺势送了出去。景区工人用他们能想到的法子还原从前，但来游览的人都辜负了这些。
平遥是土色的，土色的砖墙，土色的地板，我又喜欢了砖墙和地板，因为有岁月。在土色的四周包裹着五颜六色的人群，然后又进来一群五颜六色的演员，他们表演着当地的嫁娶习俗，一群男人围着圈，演奏不同的乐器，一会又排成其他阵势，锣鼓喧天。这种表演不求抵达心里的面积，只图抵达耳朵的速度。就像我，努力在行走。头天还在繁华的广州机场登机，然后辗转到平遥，这般春风得意马蹄疾，让我明白我与旅人之间的距离。游客终究不是旅人。就像我们遇到的大多数，我们彼此都是一些轻浮的过客。而景区里的人为了迎合这种轻浮，用活的人和故去的物去建设我们需要的历史。我们努力寻找的古城才一步步完成了从艺术到行为艺术的转变。
古城外，毛驴。
一个顶着八角帽的老爷子，他有长长的尖尖的白胡须，他鞭打毛驴的动作非常原生态。我喜欢这样的画面，它有黄土高坡的风味。
巷子的路边坐着一个摆摊的妇女，敦实的身材，黑蛮的脸蛋，穿得极简，摊子极简，一个炉子上烤着几个烧饼，见了人也不叫卖，就那样老实地候着。这个女人定是古城里的居民，趁着人多来做点买卖。小本生意五毛一个，但味道极好。她递饼给我的时候，毫不掩饰她填满煤灰的崎岖的掌纹，以及手背上快要皲裂的皮肤。在这场五毛钱的交易中我感觉到一种平等。那一刹那，我突然觉得这个女人才是我应该找寻的平遥古城的女人。
我真正喜欢的是这样的老头和女人。
跟古城相似的是古镇。
它在古城后面，不敢逾越。通常我们的人生都会跟一两个古镇扯上关系，我们的父母或者更老的一辈生活在那里，而后，我们出生。那时它叫别的名字。而后，长大的岁月中彼此分开，再回去看的时候发现它已经被叫作“古镇”。我小时候喜欢走的一个地方，后来被铲平了，如果它不被铲平，它应该被叫作“杠上古镇”。磁器口曾反复出现在我的步子下、谈吐中，不知何时起，磁器口的岸边竖起一块“华子良逃跑处”的碑，青石板街上叫卖着一些并非原住民的食品，正街入口处高耸起牌坊，写着“磁器口古镇”。而在我更小一点的时候，这里的油盐酱醋茶，融入每个平常，街上的诊所和电影院忘记了退休，发挥余热日夜站岗，通往嘉陵江渡口的梯子上摆满了新鲜的蔬菜。后来，它们变成了历史的凭吊。
去乌镇的时候，跟一年一度的戏剧节撞了个满怀。整个小镇人山人海，我们于人海中穿梭，上演了排队过小桥的壮观景象。夜幕下都是累了倦了的人，竟然大家一起挤在窄窄的小桥上休息。我也坐下来歇脚，过了这么些年，我早已不故作小资。我在石头上看月亮，还是觉得水中的那个不比天上的好，它终究是纸醉金迷了些。
今年三月去了龙兴古镇，它给了我一次心灵碰撞。其实，那就是一片还未拆除的旧房子，平房、石梯、瓦檐、石板路，坡坎、弯曲，谁家炒了什么菜，谁家泡了什么酒，都不是秘密。老街、老理发店、老茶馆、老铺子，生龙活虎，就像穿街而过的活水，不以逢迎的姿态存在。这里的声音是缓慢的，步子是缓慢的，连空气都是缓慢的，镇上的居民以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生活方式为蓝本，延续着山城情缘。我觉得我不是一个游人，我带着自己的身份重新走进老重庆。我那么冲动，竟然想哭。
年轮的翻转，岁月的叠加，让古城、古镇的面貌随时发生着改变，比如东边老宅的院墙又要刷白了，或是西边古屋遗失了传家宝，得赶紧生产再行做旧。这些种种被谅解着，看客也是有心的，不说破。在我三十多年的人生中，路过许多样貌的古城，走过许多样貌的古镇，他们只是中国古城古镇中的少数，来点缀我脚下的路途。我怀抱向往走进它们，想从它们那里汲取营养，我愿意将自己走成一座城镇里的人。在这过程中，一切都好，而最好的就是，你我都在。好像我在平遥古城的晴日当空，回头看到的，那个卖烧饼的和巩俐一起走向我，她们的笑弥补了古城的拥挤和练达，是那样美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