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木
近来学人作诗，开始还能凭心而言，待到次数一多，内存用尽，就不由得牵强附会，“强为之词”了。写出来的，自然是自己也不敢细看的糟粕。
数次铩羽，就息了作诗之心。但心中却留下一个疑问：怎样才能把诗写好呢？
其后几日，见小岩老师发了一篇名为《戊戌油迹》的文章，乃是他这一年中所写的诗歌。其中有一些，我也曾陆续地在他的朋友圈中见过，今日重读，依然觉得甚为精妙。
但也就放在一边。只是此后几天，我总频繁地想起小岩老师诗中的某些句子，心有所感。特别是那一句“乌鸦一树笑天真”，想得更频繁，然后就不由想起许久之前的一个清晨，因是周末，起得又早，从窗口望出去时，校园还一片安静。对面宿舍的楼顶栏杆上，满满地站着不知道是什么鸟儿，像一排士兵般，隔着空旷的场院与我对望；过了一会儿，又一齐冲天而起，栖停在另一处。
那当然不是乌鸦，乌鸦没有那么小。鸟儿们站的也不是树，可这并不妨碍我在想起小岩老师的诗句时，就想起这个场景。
如果说我看到的场景是眼前的实境，那小岩老师的书写，就是对这个情景的诗化与概括。
在那一瞬间，我若有所悟：原来诗歌的写作，应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能离得太近。
诗歌的写作，毕竟不同于写实派的画，追求惟妙惟肖。更多的人在读诗时，感觉到的，应该像李白诗歌中的那一句“美人如花隔云端”，是影影绰绰的美感，是捉摸不定的风姿。美人虽好，若即若离才最有美感，若只想离得近些，再近些，就只能看到毛孔粉印，还有何美感可言呢？
而我们对许多古诗的解读，也是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其实并未追求唯一的“正确答案”。正如那首有名的《蒹葭》，可以理解为思美人，也可以理解为追求理想，还可以理解成别的东西。诗无达诂，本就见仁见智，只要方法得当，言之成理，未必不能成为一家之言。若是非要寻根究底，或是强行扯上什么后妃之德，才是焚琴煮鹤，可笑至极。
读诗要有距离，写诗必然也要如此。王国维先生曾经提到过诗歌写作中“隔”与“不隔”的问题，是借以讨论诗歌中的语言，其中写道，“陶、谢之诗不隔，延年则稍隔矣。东坡之诗不隔，山谷则稍隔矣。”其中提到的，都是大家，陶谢也好，东坡也好，之所以被誉为“不隔”，是因为他们遣词造句简白妥帖，艺术构思圆融浑成，含义深厚耐人寻味。但这并不是说，他们把现实中的一切都事无巨细地描摹下来。欧阳修写离别之景，不过“晴碧远连云”五字，便描画出碧草连天，云卷云舒的景象，这既是写实，也是与现实拉开了一定距离后的美化。若是过于真实，写到春末的蚊虫飞舞，咬人奇痒，那还有何美感可言呢？
所以好的诗歌，应像《红楼梦》中香菱说的：
“我看他《塞上》一首，那一联云：‘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想来烟如何直？日自然是圆的：这‘直’字似无理，‘圆’字似太俗。合上书一想，倒像是见了这景的。若说再找两个字换这两个，竟再找不出两个字来。再还有‘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这‘白’‘青’两个字也似无理。想来，必得这两个字才形容得尽，念在嘴里，倒像有几千斤重的一个橄榄。还有‘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这‘余’字和‘上’字，难为他怎么想来！我们那年上京来，岸上没有人，只有几棵树，远远的几家人家做晚饭，那个烟竟是碧青，连云直上。谁知我昨日晚上读了这两句，倒像我又到了那个地方去了。”
既能书写现实，极尽美感，又能超出现实，去除障碍，使人在欣赏时能看到这一点，只看到这一点，所谓最精炼的那一个字。
古代诗歌追求这种极致的美感，现代诗歌反而更追求多义性。国内的九叶派、朦胧派，指向已经逐渐含糊，而外国的现代诗人，在陌生化写作方面更是不遗余力。以王国维的观点来看，这明显是诗人有意识地通过词语的扭曲以达到诗意与现实之间的隔膜，这种隔膜，也确实对诗歌的解读造成了一定的阻碍。但除此之外，更多的是陌生化之后的语词带来的冲击力与美感。生活是一张网，多么直观又形象的比喻；策兰的《死亡赋格》中，牛奶是黑色的，德国人在跳舞，熟悉又陌生的情景，诡异又鲜明的画面。可以书写的东西有很多，但他们都只是抓取了最能打动人心的那一个，然后与现实稍稍拉开距离，将之打扮成若即若离的美人。当读者放下戒心，沉浸在诗境中时，就对读者进行狠力一击，再想寻找品味，却又“羚羊挂角，无处可寻”了。
中国人崇尚含蓄之美，在论诗时，也是如此。古人说“留白”，说“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皆属此类。现代人崇尚自由，追求诗和远方。其实诗和远方，也都是与现实有一定的距离的。先有距离，才有美感。无论眼前多少美景，都不如那个云端的美人，那么让人魂牵梦萦，摧人心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