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迪
豆腐脑摊子固定在我家附近的巷口。
一辆推车，两张小桌，几条板凳，推车上有一个小木桶，掀开便是热腾腾的气。葱末芫荽，酱汁香油，榨菜姜汁，红辣椒酱，整整齐齐在桶边码了一圈。不用吆喝，下午五点，附近的人们就嗅着香气聚过来。
我上小学的时候，每周五放学后，就揣着爸爸给我的零花钱，直奔摊子。
摊主是一对老夫妇。爷爷一身利落的长衫长裤，在一边打下手、收钱，奶奶负责盛豆腐脑。奶奶爱穿花底衫，花白的头发扎成一束，套着白袖套，“葱要不要？辣椒要不要？”雪白滚烫的豆腐脑和热络的招呼一齐递过来，一口下去，暖了胃，也暖了心。
听街坊邻居说，他们在这摆摊已经四五年了。老两口退休后闲不住，不愿给儿女添负担，自己摆起摊来。每天早上四五点就起来忙活，一直到下午出摊，年复一年，日复一日。
我每次到摊上，总是要一份豆腐脑，不加辣，多加小菜。奶奶揭开锅盖，右手抄瓢，左手拿碗，从桶里舀起一勺豆腐脑。那豆腐脑又白又嫩，落在碗里还晃悠着，顷刻间泡上红褐色酱油，淋上金色香油，再来一把葱花芫荽，最后再点缀一撮榨菜，红黄绿白，煞是好看。“豆腐脑好了，孩儿来拿，小心烫啊！”我急忙接过，拿起小勺便急不可耐地吃起来。那豆腐脑几乎是滑进嘴里，从身里烫开一条路，我呼哧呼哧喝完一碗，疲惫了一天的肠胃一下子安稳妥帖几分，又不至于太饱，待会吃不下晚饭。
豆腐脑很好吃，摊子常常人满。有一次我放学晚，快到六点才去，前面还排着好几个人。“说两份豆腐脑打包，等半天了也没到！”一位阿姨抱怨道。“马上就好，马上就来。”奶奶手脚利索地盛好两碗，让爷爷去打包，塑料盒盖严实了，又套两个袋子，双手递过去，连声说：“得罪哦得罪！”那人也不好意思再说什么。“他家生意好，下次早点来！”一旁的食客打趣道，惹得众人都笑了起来。
终于排到我时，我瞅着锅都要见底了。那天爸爸要加班，还格外多给了我两块钱让我多吃一碗豆腐脑填肚子。这下可吃什么呢？奶奶看出我一脸哭丧，笑着说：“我再给你刮刮，刮刮。”她伸长手臂，弯下腰，别过头，用那瓢一点一点地捞，终于凑出大半碗来。那碗豆腐脑像是坐了趟长途汽车，颠得碎碎的，奶奶给我加了好多料，笑着说，“凑合凑合也是一碗！快吃吧。”我小口小口吃完，爷爷却没有收我的钱。“都是街坊邻居，你是小孩儿不碍事。”他一边收着桌椅，一边又关心地问我爸爸回没回来。我摇了摇头，爷爷便留一条板凳让我坐着等爸爸。
我坐在板凳上，看他们仔仔细细洗完每一个碗，擦干净小桌，小车的边边角角都用抹布抹干净。晚风吹过，忙碌了半天的奶奶发丝早就凌乱了。
过了好一会，爸爸来找我，我这才收拾好东西回家。走几步远，我又回头高声喊：“我明天还来吃豆腐脑！”“好嘞，明天见！”夕阳照在他们身上，那花白的头发闪着温馨、幸福的光芒。
老夫妇是一对普通人，在巷口卖了多年的豆腐脑，已是附近居民生活的一部分。我后来读大学、研究生，每年回家，都要去吃一次，爷爷奶奶也一直记着我。可惜的是，前两年回家发现小摊已不在了，听说他们去了北京，帮忙带孙子。我的回乡自此少了那么一份滋味，但打心底祝愿他们好。
一个小摊，一碗豆腐脑，一对有爱的摊主，暖了放学后的漫漫黄昏，暖了小镇的人心，也暖了我那份故乡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