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与小的二元对立

　　■六月玫

　　我特意留意了电影片头出来的时候，躲在中文“小小的我”后面的英文翻译——bigworld。如此对立的译名，让我猜测这或许不是译名，而是片名的一部分。大对应小，世界对应我。

　　看完电影，觉得单从翻译上来看，电影本身并未呈现出完整的大与小的二元对立，倒是主演易烊千玺的表演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他与角色的二元对立。因此电影从剧情和表演两个维度分开来说较为合适。

　　电影的内容很简单，讲述脑瘫少年刘春和在外婆的陪伴下勇敢冲破身心枷锁，找到人生意义的事。故事聚焦刘春和高考之后的自我求索、求证与求解，在这个过程中，他超越自我，超越世俗，最后迎来人生新的起点。从内容上来看，影片着力在“励志”的主题上，力图呈现主人翁复杂的内心世界和跌跌撞撞的成长历程，正如片名所示，大大的世界中那个小小的无力的“我”，过程注定不会是一帆风顺，过程就是影片的看点。然而，我觉得电影没有做到真正的二元对立。电影对于世界的大的呈现方式非常局限，因为囿于电影的时间线，人物成长的空间极其有限，母亲、外婆以及外婆的社交团队构成了主人翁刘春和的世界。再加上雅雅这个角色的进入，构成了青春期特有的遐想的内心世界，但这个内心世界是幽闭的。一明一暗，便是刘春和的世界。至于小，则是刘春和自己对于命运掌控的无力感，这种贯穿身体到心理的小，成为多数电影里一众小人物的集体命运。无论是母亲安排复读计划，公交车上的冲突，还是应聘失败而反复自证自己，都在利用小人物的无力感而制造孤独。但是这种孤独却在主人翁所处的家庭背景下显得势单力薄。虽然电影绕不开原生家庭的痛处，但刘春和仍然是最幸运的某一小类，他有个不错的家庭环境，有个老顽童外婆，有个学习不错的脑袋，因此他才可以完成蜕变与成长。无论是大还是小，都相当局限，也不能展现出残疾家庭的普遍性。现实生活中，残疾人家庭的悲凉、绝望，他们遭受的冷漠、轻视远比电影呈现得残酷许多，残疾、病痛等苦难带给家人是无尽的痛苦。

　　记得上高中时，我的一位同班同学因为得了绝症而只能坐轮椅上学，每天父母要接送四次，而坐在轮椅上的他一个上午或下午都不能上厕所。我的同学就以超强的意志完成了前两年的学习，到了第三年，由于身体每况愈下，最终放弃上学，而后我们谁也不知道他的近况。与其说不知道，还不如说不敢打听。每天早上他父亲在梯子纵横的上学路上搬搬抬抬轮椅而显得苍老佝偻的身影，我是连多看一眼都不忍心。有一回，和一众朋友在贵州黔灵公园爬山戏猴，路遇一个有腿疾的青年，他看我们逗猴子的方法不对，于是热心教导，还与我们一路上山下山。青年个子很矮，走路不便，于是我们就放慢脚步跟随，一路上青年对黔灵山的猴子如数家珍娓娓道来，我们竟听得如痴如醉。他熟知每个地界的猴王，每一只猴子的名字、秉性，还现场给我们演示如何让猴子表演“咧嘴笑”。也是从他的嘴里，我们才知道原来猴群还有守值的安排，且等级森严，赏罚有分明。当我们问及缘何他如此熟悉时，他淡淡地说：“我很小的时候，每天下午都来黔灵公园走一圈，所以认得所有的猴子。”我们一众朋友相顾无言，顿时感受到一个孤独的灵魂只敢与猴群做伴的苍凉之意。临别时，朋友拿了一百元给青年，说，你这么爱猴子给猴子买点吃的吧。青年并未拒绝，而是道声谢谢便与我们就此别过。虽然我们相处时间不过个把小时，但可以感受到他孤独、敏感而又渴望获得认可、接纳，还有些躁动、炙热的内心世界。我们并未问及他的家庭情况，江湖规矩讲究一个不问出处，但不难推测出他过往的生活，单就这一段经历，可不是更具感染力？

　　对于人物的刻画，看得出来电影已经非常用心了，但由于时间线局限在高考后的三个月时间里，人物成长的空间有限，可变化的途径狭窄，因而人物丧失了更为广阔的成长任务。观众只看到一个截面。这仍然是“小”所展之不尽的地方。与之对应的“大”，则也就显得单薄了。因为人物还未真正发起对世界、对生存的挑战与交手，高考后的短暂涅槃并不足以代替人生的灵魂拷问。对比同类型电影《我的左脚》，叙事上就显得说服力不够，支撑性不足。《我的左脚》之所以成功，在于它传记体一样的叙事，充足的时间线把人物的成长与变化展现得淋漓尽致，人物的喜怒哀乐饱满而真切。还在于它对苦难的不加修饰与冷冽呈现，把人物悲欢交织的内心世界和盘托出，获得了观众的共鸣。偏执如我，认为关于疼痛一定非黑即白，如果要温情就彻底表现出美好，建造一个发光的美好世界，全员好人，温情满满；如果要黑暗，就身处悬崖，前进一步跌落深渊，后退一步生生被擒，制造前无去路后有追兵的壮烈，振聋发聩声嘶力竭的疼痛。还记得前两年大街小巷传唱的《孤勇者》吗？“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爱你破烂的衣裳却敢堵命运的枪……”是啊，谁说污泥满身的不算英雄，这种末日挣扎的悲壮才直击人心波澜壮阔。

　　易烊千玺的表演是电影给予观众的惊喜。一个明星敢于放下偶像包袱，牺牲形象，这事说起来简单，但是鲜有人做得到。电影里有两场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是刘春和去培训中心试讲，一个长镜头下，刘春和铆足了劲讲解诗文，镜头朴实无华，中景、近景、特写交相切换，把主人翁刘春和的状态和外围环境交代得一览无余。没有煽情，却打动人，因为它让观众看到了一个努力绽放的人。第二场是刘春和生吞花生糖企图轻生的戏，全场戏没有台词，全靠动作和表情抓人，取糖果、剥开、塞进嘴里、吞，一个正常人只需几秒完成的动作，在刘春和这里变成一个种艰难的跋涉，配合剥糖纸的声音、吞咽的声音，把焦灼和窒息之感传递了出来。这一场戏格外出彩，让我不禁掀开衣领，让自己的脖子透透气。不禁想起韩国电影《绿洲》里饰演重度脑瘫的文素利，那种浑然天成的表演让人肃然起敬。对于表演，我认为演员是不错的，在外婆和刘春和的互动层面，这两名演员表现得自然、真实。演员好，电影成功一半。

　　虽然我认为电影在大与小的二元对立上欠缺力道，并不能展现出残疾人这个群体的生存境况，但也许恰恰是这种点到为止的触碰制造了一种善，制造了一种美。选择在元旦期间上映本来就寓意着希望与新生，那我们就接受这种善与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