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峰
一条山脉，自东北向西南逶迤而去，环列粤赣两省九县并有九十九座山相连。青峰隐隐，碧水潺潺，物种夭夭，这就是南岭东部的绿色宝库九连山了。
在我的印象中，大凡自然风光优美的地方，向来荒昧偏陬缺少人文积淀。然而，蛰伏九连山脉腹地，有着“广东香格里拉”盛名的连平，却一直歆享“科甲蝉联仕宦显”的美誉。颜氏家族“一门三世四节钺（督抚），五部十省八花翎”的显赫和荣耀，隐没在这草木芊芊的山水间，成为一代代人津津乐道的永久记忆。
（一）
在连平县博物馆，尽管工作人员一再说，两百多年过去了，时移事异，人世变迁，有关颜氏家族的遗迹所存无几，看了难免失望。可是我久久端详着挂在墙上的颜希深“官箴”石刻拓本，“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一遍又一遍默读，想象着那些身居高位、享禄万钟者读到这段话时，该是怎样一种滋味涌上心头呢。
颜希深是落居连平颜氏的五世祖，从贡生到云南、贵州巡抚，清正廉明，深孚众望，所至有声。在山东济宁知州任上，因黄河决堤，使当地遭水灾。洪流过后，田野作物荡然无存，难民纷纷拥至衙署，哀吁不休，请求救济。颜希深身为地方长官，对此惨情焉能无动，其辖区官仓虽囤粮不少，但此乃朝廷征收的租粮，未经上谕，擅动仓粮，必遭罪责，轻则革职，重则遭诛。因此，颜希深对署外难民虽予同情，但又不敢擅行赈饥，而署外难民又哀声不绝，急得颜希深在署内坐立不安，苦思良策。
颜希深老母何氏听到署外人声鼎沸，不知何故，便出来查看。只见难民扶老携幼，拥挤署前，哀号祈求，凄惨万状。何氏顿起怜悯之心，即行转入署内，令颜希深发粮赈饥。颜希深面露难色，唯诺不行，何氏见状，询问其故。颜希深便将畏难之处禀告。何氏听后，正色斥责颜希深道：“此乃人命关天之大事，怎可瞻前顾后，彷徨延误。若待取得朝廷批谕，灾民已是非死即散了，那又有何用？你还是从速施赈才是。纵使为此朝廷责罪下来，以我家数口，拯得千万灾民，这也值得。”母亲一番深明大义的训言，顿使颜希深愧赧万分，于是赶忙遵命施赈，并亲自监察发粮，饥民得以赖生。
此时，正在重游江南的乾隆皇帝得到奏报，不禁龙颜大怒，但查明原委后，为颜母所感动，传旨赦宥颜希深擅自开仓放粮赈灾之罪。从此，在母亲的教诲下，颜希深勤政为民，果敢有为，不断擢升。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正值而立之年的颜希深升迁山东泰安府知府。到任的第二天黄昏，他在府衙内逡巡，仿佛在寻找什么。当走到旧科房时，看到一块尘封的石碑废弃在残壁中，他当即捋起长袖，小心翼翼地拭去上面的尘垢，三十六个字便清晰显现眼前：
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
箴文原是明孝宗弘治年间，为了整顿吏治，提倡廉政，流传的做官格言，乃曰“官箴”。贞庵主人任泰安知州时，曾将箴文刻石自警。
颜希深读完碑文后，心灵受到极大震动，顿时体悟到为官的真谛，领略着超俗的乐趣，并获致精神的慰藉。于是大声唤来仆人将碑文移至署内西边走廊上，并连夜秉烛撰写碑文后面的跋文……夜，静悄悄的，只有笔尖触纸的沙沙声。是呵，宁静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氛围，更是一种让千般意韵渗发其间的境界。最伟大的精神总是宁静的，宁静是一种积贮和酿发，一种默默的冶铸，一种与浮嚣波俏悖然有别的大家风度。同时也只有虔诚地膜拜历史和先贤，善于总体地把握人生的思想者，才能从容地进入这一境界。
以颜希深的智商，尽管在官场上“玩”得顺畅、“玩”得潇洒，但他始终坚守特殊的价值取向和人格追求。颜希深只活了五十岁，在外地为官数十年，“以诚事君，以诚及民，以廉驭属，至今民怀吏畏，犹津津然称道不衰，所以整躬待物操持原有本也。”
此时，拂面而来的风依旧透着寒意，但并没有消解凭吊颜希深的无比钦敬，我久久地在一条小河边肃立。柳线轻摇，宿草颠头，仿佛亲承謦欬，进行着一场跨越时空的无声对话。
（二）
终于找到了颜检的故居，但眼前却是一所幼儿园。幸运的是，门口的石碑上刻着“宫保第”三个字。嘉庆七年（1802年），颜检以兵部侍郎署直隶总督赐黄袍马褂，加太子少保衔，“宫保第”即宫廷少保第宅之意。有了这块石碑，再加上父亲颜希深的官声，当年颜氏家族的显赫可以想见。颜检还乡时，绿尼大轿就是从这里抬进去的，他掀起轿帘，望着老家残缺的照壁，该会想些什么呢？是衣锦还乡的荣耀、人事沧桑的感慨，还是旅途见闻的反思，或者干脆什么都不是，只是在心底里疲惫地叹息一声：唉，终于到家了！
颜检自乾隆丁酉（1777年）科考取拔贡，到嘉庆五年（1800年）代理直隶总督，他很少回连平老家，即使回来也来去匆匆。大概他觉得把那么多时间用在路上实在不值得，应集中精力处理地方事务，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从当礼部七品小京官开始，他先后出任江西吉安知府、云南盐法道、江西按察使，河南直隶布政使、河南巡抚，直至代理直隶总督，总是秉公处事，精勤任事，充分显示了他的吏治才能，得到了朝廷的重视和信任。“方今中外吏治，贪墨者少，疲玩者多，因循观望，大臣不肯实心，惟恐朕斥其擅。小官从而效尤，仅知自保身家。此实国家之隐忧，不可不加整顿，卿系朕腹心之臣，其勉之。”从嘉庆帝给颜检的这道诏谕中，可以看出当时朝廷对颜检的赏识。
颜检一生历经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父亲得“官箴”题跋时，他才两岁，当然也就不知道“官箴”是怎么一回事，直到他做山东盐政时，由泰安令枉汝弼将箴文石刻拓本寄送。于是他也像父亲一样，在箴文后题写了跋：“……仰承先志，惧隳家声，益兢兢焉，以廉隅自饬。因重摹上石嵌诸厅壁，俾凡有位者皆可奉为官箴，且志先人明训于焉，不忘云尔。”
虽然儒家“兼济天下”的抱负，铸造了颜检的使命感和忧患意识，因而执着、热切地追逐“为王者师”“献经纶策”的人生极致，但同时也深刻领悟了“皇威争一瞬，民意重千秋”的含义，并未因荷国厚恩，只思图报。他对民宽厚，体恤民情，且多次不讳犯颜为百姓请命。
康熙后期，原在清军八旗的老弱兵丁和一些贫苦旗民，陆续从各地迁到靠近京都的直隶地区落居。他们与当地居民一道，开垦了大量的荒地从事耕作，每年按照朝廷的规定，缴纳地租。嘉庆初期，为了充实国库，便将原来的地租加额征收。但因历年差徭赋税繁重，直隶民众生活困苦，无从缴纳。至嘉庆五年，已是积欠此项加额租银十三万两，前两任直隶总督曾多方设法解决，均无善策。颜检代任后，逐户了解，对民众的疾苦深为同情，便上疏请求朝廷为了缓和民力，将租银恢复原额。他的请求得到了嘉庆皇帝的恩准，并将原积欠的租银尽数减免。
道光六年（1826年），颜检被贬任福建巡抚期间，看到地方百姓为了采运每年进贡朝廷的珍贵花木荔枝树、素心兰，备受艰难困苦，便上疏力陈，言词恳切；道光帝为之所动，下诏永远停止进贡，并嘉许他的忠直。翌年，颜检复任直隶总督，这时朝中有官员建议增加直隶地区的差徭，他对此坚决反对，并不避嫌谴，上疏道光直言增赋加徭之弊，力陈不可行，请求仍按旧制。这在诸官为了讨取欢心荣升，不管民众死活的当时，颜检能有此举，确实难能可贵。
道光十二年（1832年），“清白存心，精勤于事，勉为良吏，力挽颓风”的颜检，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病死在家中。
该走进他故居去看看了。其实真没有什么可看的，旧日的深宅大院早已荡然无存。从一面老墙的缺口，可以看到大块大块的条石垒得很深，石缝口悠悠渗出三合土的灰浆，条条缕缕犹如化石一般。应该说，旧式的庭院并没有什么高层建筑，这样坚固的地基是可以承载大院内森严的高墙和精致屋宇，承载如山的粮仓和充栋的诗书，承载一个大家族内每个成员的喜怒哀乐和生生死死，承载鲜花着锦般的兴盛和无可奈何的没落。令人惊讶的是，在条石的夹缝中，竟顽强地盘踞着一个老树根。面对这样深厚的墙基和老树根，我好一阵发呆，便决定再去看看颜检墓。
循着蜿蜒的山径，经过几度曲折，信步来到一个叫坪山垴的地方。颜检墓由墓穴和龟身龙头大型墓志铭，石人、石马、石狮等大型石雕群，跑马场及接官亭五部分组成。整座墓为青石打制成条块镶嵌而成，没用半点石灰砂浆。距墓穴五十米的山下平台上，有一座大型龟身龙头墓志铭，顶端有一块弧形盖，下有双龙、云纹浮雕，中间篆刻“皇清”两字。大型石雕群分布在五级小平台上，两边成直线分别摆设一对石人、石马、石狮、石羊、桅杆，或宽袖长袍，或昂首挺立，或造型生动，雕刻精致，令人叹服；跑马场依山势而筑，上端用石砌有一座观礼台，下端筑有围墙；接官亭距跑马场一公里，坐北向南，正门有石牌坊，中门前有孔桥，溪水东流，整个亭内道、厅、殿错落有致，规模宏大，真是个“豪华人去远，寂寞山无言”。
站在半山腰，环视墓地四周，但见杂草深处石柱、石墩、石刻碑文静卧其中，当年亭坊交辉、棂钩檐翘的恢宏之势，已付与苍茫的历史。颜检为何选择这阒无市声的荒野一隅作为自己的永远归宿地？或许这里“地脉”佳美，或许有意向世人揭示一番道理：纵有千年铁门槛，终归一个土馒头；不管生前怎样轰轰烈烈大红大紫，死后还是走向落寞。历史，存在伴随着虚无；人生，充满了不确定性。宇宙千般，人间万象，最后都在黄昏历乱、斜阳系缆中，收进历史老仙翁的歪把葫芦里。
（三）
我一直认为，如果要在中国近代史抗击外来侵略、保家卫国的铁血舞台上推举几个英雄人物，大凡有点历史知识的都能随口说出几个来；但如果要把颜伯焘算上一个，恐怕就没有那么容易了。虽然中华英烈灿若繁星，这位大名鼎鼎的闽浙总督却一直只能出现在地方志上。有人戏言，假若当年颜伯焘战死在厦门抗英前线，历史就不会对他吝啬。这种遗之青史的不公平，常使人扼腕叹息。
平心而论，颜伯焘不是军事家，这位嘉庆十九年的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偏修，其实只是个文弱的儒生。儒家历来信奉的是“修、齐、治、平”之道，而“修身”是第一位的。颜伯焘个人的品德修养毋庸置疑，一个颇有说服力的例证是，道光二年（1822年）他授陕西延榆绥道，其父颜检对他说，到外面做官，要随时以“官箴”勉励自己，不能松懈，遂带着箴词去赴任。在一起做官的同事，知他有一本“官箴”都争相来索取手本。时陕西五原一带缺乏雕刻的匠工，于是他写信请长安令张爱陶前辈将箴文重刻石碑，放到碑林去，以便广泛传播。若是太平岁月，让这样的人经纶国事自然没有问题，但偏偏他又生逢外夷入侵，要让他去督师保卫，这就有点勉为其难了。在浩浩狼烟和炮弹的尖啸面前，他那点孱弱的文化人格只能归结于无寂和苍凉，归结于一场酸楚的祭奠和无可奈何的悲剧性体验。
道光二十年（1840年）9月，颜伯焘继邓廷祯接任闽浙总督。莅任伊始，目睹英国侵略者的种种行径，眼看琦善、奕山等的“主款”妥协卖国，非常气愤，上疏力劾，斥之为“开门揖盗”。同时阐述自己“不敢畏难苟安”的抗英决心，“伏今逆势文张，资之库藏，何不以养士卒……于誓师之治，申效死之义与之同守。”
1841年8月，英国侵华全权公使璞鼎查率领舰队共三十六艘，载炮三百三十六门，士兵三千五百人，进攻厦门。颜伯焘亲自在虎头山、镇南关等地指挥作战，下令“自白石头汛起，一路连续开放万斤至数千斤以下大炮数百门，传令对岸屿仔尾，中路鼓屿，三面兜击”。由于英军炮火凶猛，从汀州、延平、泉州调来的军队受到很大的损失，战斗非常艰苦，但他们仍然顽强应战。
一场力量悬殊、根本无法打赢的战争，悲剧性的结局是不可逆转的。但有时候结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走向结局的过程。颜伯焘的天才就在于他把自己仅有的一点力量恣肆张扬发挥到了极致，多少抗争和呐喊，多少谋略和鲜血，多少英雄泪和儿女情，把走向结局的每一步都演绎得奇诡辉煌，令人心旌摇动而又不可思议。这样，当最后的结局降临时，轰然坍塌的只是断垣残壁的厦门城楼，而傲然立起的则是一尊悲剧人物的雕像。
厦门失陷后，颜伯焘收集溃兵散勇，退守同安县，仍招募新兵、团练乡勇牵扰英军。英军昼夜不得安宁，死伤数百，“畏民之心，甚于畏兵”，只好撤出厦门。颜伯焘率兵收复厦门后，道光皇帝偏信谗言，“诏斥不能预防，仓卒失事，以厦门收复，免其治罪，从宽降三品顶戴留任”，不久被革职遣返故里。
摘去顶戴花翎，颜伯焘布衣便鞋地回到了连平。相传颜伯焘被革职回家时，道光下旨他的居住地应离闹市千里，以便潜心面壁思过。颜伯焘基于一种睿智，用“隔河千里”选择了县城对岸的西门岗筑墅而居。中国士大夫大抵都把衣锦还乡作为一种很风光的事，颜伯焘却是丢官而返，但这并不消弭他反对妥协，冒死督战，抵抗外侵的爱国情怀。
伫立西门岗，仍能感到那座别墅富丽高敞。这中间，虽然世事沧桑，故居的深宅大院一度做过劳改场，后来被拆毁得荡然无存，只留下几处破壁苍苔，但那种气韵却一直深潜在遗址的每个角落。在这里，让人会想到淡淡的月色，树影婆娑生姿，秋风轻轻拂动着主人背后的辫梢，他踏着沙沙的落叶向前走去。这是闲散的时刻，他把刀光剑影和烽火硝烟扔到一边，把失意和委屈扔到一边，独自享受着这片刻的悠游。那是一方深邃而充满活力的天地，任何人也不会觉得碍手碍脚，也不会招致那些猜忌和防范的目光；那又是一方同样可以领略天光云影的天地，外界的腥风血雨却离它很远……
到这里来的人并不多，四周静得很。自咸丰四年（1854年）颜伯焘被朝廷重新起用，奉旨召见上京之途受阻转道姑苏次年病死后，就一直沉寂下来。只是颜伯焘亲手植下的榕树依然翠绿，一群受惊的小鸟凄惶逸去，那鸣叫使得天地间平添几分苍凉余韵。许多人当然不会想到，就在自己脚下的某个地方，颜伯焘孤独地憩息了十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