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祝圩位于惠东县境中部、西枝江中上游。清代中叶以降，凭借西枝江黄金水道与平西古道在此交汇的地理优势，它逐步发展为归善县三大圩镇之一。本文基于方志文献、档案记载、报刊资料及田野考察材料，系统考察多祝圩从崛起到鼎盛、自鼎盛而衰微、再经当代转型的完整生命周期，旨在透过一个传统圩镇的命运起伏，探析“通道型”市镇在区域格局变迁中顺应与调适的内在逻辑。
一
水陆枢纽与商贸崛起
多祝圩的鼎盛成因与历史表征
两种运输系统的叠加效应，使多祝在清代中叶以后逐步超出普通圩场的辐射半径，成为跨区域流通体系中的关键枢纽。
多祝圩的兴起，首先源于不可复制的地理位置。西枝江自东北向西南蜿蜒176公里，在惠州汇入东江，为珠江水系东江流域的一级支流。多祝恰处西枝江中游：溯江而上可达新庵、安墩、宝口等山区腹地，顺流而下则经平山直通惠州府城及珠江三角洲。这一“居中”位置，使其成为山区土产（木炭、茶叶、烟叶、竹木、瓷器等）与沿海商品（食盐、咸鱼、鱼虾等）最便捷的交换节点之一。与水道并行的是平西古道——这条西起平山驿、东接海丰羊蹄岭的古道全长约90公里，多祝段正处于其中间位置。
水道与古道的并行布局，构成了水陆互补的运输网络：大宗货物依赖船运，时效性较高的商品或需转运至偏远村落的物资，则依靠古道完成末端集散。两种运输系统的叠加效应，使多祝在清代中叶以后逐步超出普通圩场的辐射半径，成为跨区域流通体系中的关键枢纽。
多祝的兴起不仅体现于交通节点的空间优势，更反映在矿产资源流通与官方治理视野之中。清代多祝长期与粤东“矿徒”问题相交织。雍正年间，两广总督孔毓珣及广东地方大员傅泰先后奏报多祝一带的采铜与矿徒事件，指出不仅商人“在惠州府属之三兜竹（即多祝）圩市收买矿铜”，而且“历查从前办铜各官，所办解部之铜，无不半出矿场”。这表明，多祝在清代中期已不仅是农副产品集散地，更是铜矿、铁矿等矿产资源的重要开采与交易中心。矿产贸易所带来的资本流动与人口集聚，进一步强化了其超越一般农村圩市的区域影响力。
衡量水运枢纽地位的直观指标，是码头的密集程度与船只的停泊规模。多祝沿西枝江一线，计有洪圣渡头、暗街渡头、石盘头渡头、营盘头渡头、王爷公渡头、新渡头六座主要码头，另有惠州渡、淡水渡、安墩渡等为特定商行所建的专用码头，以及若干不规则的小渡头。江面上日常停泊船只百余艘，木排、竹排、柴排更不计其数。码头数量与船只密度，已足以印证其当年的物流规模与集散能力。
多祝圩的繁盛绝非虚名，而是有着严整的市镇空间与细密的商业分工为支撑。鼎盛时期，圩内形成九街十三巷，各街巷各有专营：大兴街为旅店集中之地，大米街经营粮油副食，暗街专售洋货与小商品，中新街以烟丝闻名，打石街后演变为金店与首饰作坊，横头街聚集药材行，桶街专营木器，猪仔街为生猪交易之所，姜街（后与关爷街合称天灯街）则专营生姜及土特产。这种高度专业化的街市分工，表明多祝圩已超越基层圩场“农民互市”的初级形态，而具备了中间市场乃至中心市场的若干特征——它不仅服务于周边村落农民的产销需求，更承担着跨区域商品集散与批发的功能。据地方史料记载，每逢农历二、五、八圩日，“从旭日未升到日落黄昏，平西古道上人头攒动，摩肩接踵”，西枝江面上则“百舸云集，货如轮转”。
多祝作为“巨镇”的地位，在官方文献中亦有明确佐证。清同治三年（1864），广东巡抚郭嵩焘在《广东办理厘捐情形片》中将多祝与石龙、九江等岭南名镇并提，称各处巨镇“无虑十余处”，这表明即便厘金征收困难，多祝在官方税收体系中仍具有重要地位。商贸繁荣与矿产资源的结合，使多祝成为归善县举足轻重的经济重镇，民间亦素有“头平二淡三多祝”之谚。这一口语化的地域排名，恰从侧面折射出多祝在地方民众认知中曾经占据的显赫位置。
二
交通变革与格局重构
多祝圩衰落的多重机制
三者合力之下，多祝从清代中叶以降积累的商贸优势在数十年间渐次消解，“头平二淡三多祝”的格局遂成历史陈迹。
多祝圩因路而兴，亦因路变而衰。步入近代以后，交通格局与区域环境的剧烈变动，逐步瓦解了其作为流通节点的核心功能，使其在多重因素的叠加作用下由盛转衰。这一过程并非突发性的崩溃，而是历时数十年的结构性衰退，可从军事动荡、交通革命与区域格局重组三重维度加以把握。
首先，军事动荡对多祝商贸秩序构成了最为直接的冲击。多祝“四面皆山”的地理格局，在和平年代造就了易守难攻的仓储与避乱条件，但在战乱时期则使其首当其冲成为军事争夺的焦点。1920年，时人记述：“该圩距惠州府约百里，为惠阳巨镇，兵家必争之地。当民国光复时，陈炯明即先占领为根据地；及龙济光入粤，洪兆麟亦以此为总机关。盖该圩四面皆山，商业繁盛，就地筹饷，可战可守。”这段话揭示了军事逻辑对商贸市镇的致命影响：战争力量视商业繁盛为“就地筹饷”的财源，将市镇及其周边资源全部纳入军事征用范畴，正常的商贸秩序随之瓦解。事实上，多祝的军事化风险早在清中叶已露端倪——雍正年间“矿徒”聚集多祝一带偷挖铜矿，地方官员屡次出兵“驱捕”；清光绪十六年（1890），归善耆绅禀报多祝附近红花嶂矿苗甚旺，官府亦派弁兵前往勘察。矿产资源虽带来了经济利益，却也使其成为各方势力觊觎的对象，埋下了长期不稳定的隐患。民国初年政局动荡之际，这种结构性矛盾迅速激化，商贸活动遂难以为继。
其次，交通格局的根本性变革是比军事动荡更为深远且不可逆的衰退因素。20世纪二三十年代，广东公路建设进入第一个高峰期。1921年，惠平公路（惠州至平山）建成通车，为广东省最早通车的公路。此后，平榕公路（平山至新庵榕树坳）修筑，虽时断时续，至1945年终告全线通车。公路网络的出现，使货物运输逐渐不再依赖西枝江水道，尤其平山至多祝段公路通车后，多祝的“中转站”功能开始被削弱——货主可以选择更快捷的公路直达平山乃至惠州，无需再经多祝中转。铁路规划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趋势。1936年，广汕铁路计划确定新路线，“由广九路樟木头起点，经平山、三多祝，入海丰、陆丰……以至汕头”。铁路若建成，或可借势获得新的发展机遇，但实际历史进程是广汕铁路（即后来的广汕高铁）延至2023年才开通，而且绕开了多祝。
更为致命的是西枝江航运能力的持续衰退。20世纪60年代初，上鉴陂水电站建设导致过船设施不符合使用要求，造成上游断航；80年代，中山寺闸坝因失修导致过船设施毁坏，下游断航；至80年代末，惠东县内河航运完全停止。一个因水运而兴的市镇，在水运归于沉寂之后，其商贸地位的瓦解也就难以避免。需要指出的是，航运衰退与公路兴起并非单纯的“替代”关系，而是共同构成了一组互为强化的结构性变迁：公路分流了中短途运输需求，水利工程则从源头切断了航道连续性，两者的叠加效应使多祝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流通基础。
最后，多祝的衰落还须置于更大的区域格局变迁中加以理解。近代以降，平山凭借西枝江下游的地理优势，逐步吸纳了原先分散在多祝的部分商贸功能。民国时期，平山已形成老盐街、咸鱼街、大米街、糖街等专业街区，每日上市的谷米、梅菜、糖油逾千担。在交通条件上，平山既有西枝江航道直达惠州，又有惠平、平榕等公路辐射四方，其“黄金节点”地位日益巩固。多祝原为山区与沿海的中转站，但当平山能够直接与山区和沿海对接后，多祝的中介价值便大幅缩水。区域经济中心的空间转移，使多祝从“必经之路”变为“可绕之路”，这种结构性位移是不可逆的——它不再仅是某一运输方式变化带来的冲击，而是整个区域流通网络重心重新洗牌的结果。
军事动荡、交通革命与区域重组三者在时间上相互叠加，在机制上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多祝衰落的多重逻辑。军事动荡割裂了市场网络的连续性，交通革命瓦解了其赖以存在的水运基础，区域格局重组则从根本上改变了其在地理版图中的相对位置。三者合力之下，多祝从清代中叶以降积累的商贸优势在数十年间渐次消解，“头平二淡三多祝”的格局遂成历史陈迹。
三
文化激活与功能重塑
传统圩镇的当代转型路径
多祝正以文化为魂、农业为基，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探寻一条契合自身禀赋的当代转型之路。
如今的多祝，虽已不复“头平二淡三多祝”的昔日盛景，但历史的回响并未消散。皇思扬古村落、平西古道遗址、沿江古码头等物质遗存，如同时光的坐标，标记着多祝的往昔记忆，也为今天的转型发展埋下了文化伏笔。近年来，惠东县及多祝镇持续推进平西古道修缮和皇思扬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工程，实施了一系列保护发展项目。明确以古驿道为纽带，串联沿线历史文化资源，深挖商贸遗韵、红色记忆与地方人文故事，探索“静态保护”与“动态演绎”并行的发展模式。同时，结合古围村冷粉等非遗制作技艺的展示与体验营销，让古圩镇大地上的文化遗产真正“活”起来，走入当代生活。
在行政功能定位上，多祝被确立为“农业大镇”，发展重心聚焦于耕地保护和农业生产。2024年，以“百千万工程”为契机，多祝提出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农创小镇”的新目标。这一战略转向，意味着对“商贸枢纽”历史身份的告别——从昔日的通道型市镇转向内生型农业重镇，从跨区域的流通节点转型为面向本地及大湾区市场的特色农产品供给基地。多祝正以文化为魂、农业为基，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探寻一条契合自身禀赋的当代转型之路。
多祝圩的兴衰史，本质上是一部“通道型”市镇在现代交通革命与区域格局重组中被边缘化的典型样本。其繁荣得益于水陆交汇的枢纽位置——这是一种“地利”，但也是一种“依附”：一旦水运衰微、古道废弃，或周边出现更具竞争力的交通节点，其商贸地位便会随之瓦解。然而，“边缘化”并不意味着“终结”。多祝的当代转型表明，传统圩镇在区域经济格局中仍有可能找到新的功能定位——不再是“居中流通”的商贸节点，而是“特色供给”的生产与文化空间。从更宏观的视角看，多祝的个案提示我们：圩市研究不应局限于“兴”与“衰”的线性叙事，而应关注传统商贸空间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功能转换与价值重塑。那些未能成为“新节点”的旧市镇，并未真正消失——它们只是以另一种方式，支撑着区域社会的发展。
（郑艳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