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就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展开了艰苦谈判，最终，在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前提下，双方达成协议，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叶挺出任军长。这位在北伐战争中以“铁军”威名震慑敌胆的军事家，在任新四军军长期间却面临着新四军内部体制性困境与矛盾等极为复杂的政治与军事环境，使其难以有效履行军长职权。
内外交困之下，叶挺于1938年10月离开新四军军部，转赴广东组织东江敌后抗战。学界既有研究对叶挺的关注多集中于北伐时期及皖南事变前后，对其在广东东江地区短暂而关键的抗战活动，尚缺乏系统论述。本文试着对这一史实进行探讨，以期填补学术空白，还原历史细节。
一 叶挺南下广东的动因
叶挺于1938年10月南下广东，并非一次简单的职务变动或负气离走，而是在个人抱负、新四军内部矛盾与家国情怀多重因素交织下的选择。这一抉择背后，主要包含了“个人在新四军的困境”与“对家乡沦陷的忧虑”两大核心动因。
（一）新四军内部的体制性困境
叶挺在新四军内部面临的体制性困境，从根本上源于“非党员担任共产党军队军事主官”这一特殊身份与新四军“党委负责制”领导体制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这一困境贯穿了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的全过程，最终导致他“三年军长，四次辞呈”的悲愤感慨。
1.新四军内部党委负责制下的权力困境。叶挺虽被国共双方认可为新四军军长，但他当时并非中共党员。这一身份设定最初是出于维护和巩固国共合作大局的考虑，却在实际运作中造成了严重障碍。一是核心机密的隔绝。新四军实行党委负责制，各项工作通过党的组织系统贯彻执行。叶挺不是党员，无法参加党委会议，无法阅读中央电报，无法参与核心决策，这种组织上的隔离意味着他在制度层面就被排除在决策圈之外，他只能在“住室里绕室徘徊”。二是职权行使的架空。副军长项英作为党在新四军的最高领导人，享有实际决定权。叶挺作出的决定，没有项英的点头是无效的。陈毅在总结报告中尖锐指出：“项英对叶挺军长不尊重，不信任，不让其独任军部的工作，一直到包办战场指挥，强不知以为知。”这使得叶挺的军长职权形同虚设。
2.叶挺在新四军中的战略决策权旁落与内部协调难题。叶挺与项英的矛盾并非简单的个人冲突，而是在上述体制框架下必然产生的结构性矛盾。一是战略决策权的旁落。中央确立新四军“向北发展、向东作战”的战略，叶挺坚决拥护，主张深入敌后扩军；项英固守皖南，顾虑国民党限制、坚持山地保守布局，战略分歧依托权力体制的失衡不断激化，军部长期难以统一行动步调。最令叶挺难以接受的是，在与中央磋商这类与军事作战密切相关的问题时，项英根本不征求他这个军事首长的意见，也不向他通报中央的有关指示。二是日常工作的摩擦。项英对叶挺的生活方式颇多微词——叶挺习惯以马代步、前呼后拥，项英则认为这是“旧军人作风”；叶挺穿着整洁、单独吃小灶，项英则剃光头、穿旧棉大衣，两人在生活作风上的差异进一步加剧了摩擦。此外，因叶挺在广州起义失败后曾脱离党组织长期旅居海外、身份特殊，在处理部分军政事务时项英将其视作“党外人士”和“统战对象”来对待，这种不信任使得叶挺内心不适。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了解了叶挺的处境后，要求项英与叶挺团结一致，共举抗日大业。并要他注意尊重叶挺，在军事上多让叶挺负责，让他实际上担负政委的职责。但是项英并没有把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放在心上，相反对叶挺更有成见。这种情况叶挺时常感到积郁烦闷，心生去意。
3.共产党军队与国民党军队截然不同的领导体制矛盾。国民党军队实行主官负责制，军事主官拥有完整的指挥权；而共产党军队实行党委负责制。当一位非党员担任共产党军队的军事主官时，体制性的“排异反应”便不可避免。而蒋介石对新四军心存戒备，在粮饷、被服、弹药及装备等方面多方掣肘，导致新四军“饷款不济，军食不足，军装不备，弹药不充，机械不补”。这种物质上的封锁严重限制了新四军的发展壮大。这正是叶挺在新四军内部体制性困境的本质所在。
（二）华南抗战爆发后叶挺南下广东
从1937年8月开始，日军对广州及周边地区展开了一系列无差别轰炸，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与此同时，由于上述多方原因，叶挺南下广东去意已决，尽管周恩来等试图调和叶项关系，但情况未能明显改善。1938年8月中旬，叶挺致电王明、周恩来及博古，表示准备辞去军长职务。8月28日，周恩来复电称：“深知兄在工作中感觉有困难，请明告。我们正帮助你克服这一困难”，劝其以大局为重，继续留任。但项英并未相应调整工作方式，亦未实质性地挽留叶挺。9月30日，他电催项英速回新四军，并说：“我拟于下月初赴顾（祝同）处一行，如能请准假，则返香港，观察各方情形。”叶挺离开新四军的具体时间应为1938年10月下旬，主要依据为：一是10月23日，项英致电中央军委并转周恩来：“叶之辞职愈坚，本问题无可挽回。目前新四军问题应直接由周（恩来）与蒋（介石）解决继任人。”二是10月29日，叶挺在南下的途中在衡阳接受路透社采访（《香港工商日报》10月29日、《大公报》10月30日报道），介绍新四军在江南的作战情况。三是叶挺到粤北先后与保定军校的老同学谭邃、余汉谋见面，虽无具体时间的明确记载，但可以推定是10月底至11月初。四是叶挺于11月中旬进入越南。11月2日，周恩来等电告项英说：“希夷（即叶挺）尚未见，正从各方面探访中……至于工作关系不良，可以改善，而且应当改善。”但在11月中旬，叶挺已进入越南。据近年考证，叶挺护照中有通过“法国驻广西龙州领事馆”办理签证，于1938年11月10日或12日进入越南，前往香港的记录（当时广州沦陷，粤汉铁路韶关至广州段以及广九铁路无法正常通车，故叶挺绕道广西出境，经越南乘船至香港）。五是叶挺于1938年11月24日前后已在香港。11月24日，曾生去找廖承志汇报工作，廖承志对他说：“叶挺来到了香港，我带你去见他，我们一起研究下一步的行动。”也就是说，可以基本判断叶挺在11月24日前后已在香港。
1938年10月12日，日军第21军约4万人的总兵力，分三路在大亚湾登陆，缺乏战备、部署失当的余汉谋部迅速溃败，仅半月时间就使惠州、增城、广州、佛山等地纷纷失陷，而叶挺的家乡惠阳也在其中。综上所述，叶挺于10月下旬离开新四军军部前，日军已从大亚湾登陆，叶挺到达粤北时见到国民党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余委任叶挺为广东东路守备军副总指挥。这一期间，原来只想“返香港，观察各方情形”，却在返回香港途中受余汉谋委托拟任东路守备军副总指挥，说明这一过程中，叶挺已经知道家乡沦陷，内心已坚定南下救乡的决心。
目前，虽无法查阅到“对家乡沦陷的忧虑”是叶挺南下广东核心动因的具体史实，但从叶挺的行动逻辑上可以推理得出此结论：一是叶挺决定南下广东时，广州及东江区域已沦陷，他不可能不知道家乡沦陷之事，内心不可能没有触动。二是《申报》报道“新编第四军长叶挺，亦南下救乡”；三是有关回忆录记载。时任新四军秘书长、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秘书长的李一氓曾回忆“项英总想使叶挺自己离开新四军，并且帮助他离开新四军”，项英也事先知道叶挺想回粤组织游击战，并“大为赞赏”，“并且送了叶挺300支步枪，真正运到韶关去了。又答应抽调一些广东籍的军事政治干部去加强他部队工作。”对于叶挺而言，家乡的沦陷不仅是个人情感上的打击，更是民族危机的缩影。他意识到，与其在皖南陷入无休止的内部争执，不如回到家乡，直接投身于抗击日军的斗争。这种强烈的家国情怀，成为他南下广东投身组织游击战的核心动因之一。
二
叶挺在东江抗战的主要活动
叶挺在东江的抗日活动，主要集中在1938年11月下旬至12月这短短一个多月里。12月初，余汉谋向上峰转呈谭邃来电，请求同意叶挺任职统筹东江各路武装开展游击战。12月中旬，叶挺在宝安县深圳墟开展组织游击战工作。12月24日，廖承志、张文彬、叶挺联名向中共中央报告广东抗日游击武装发展情况。在蒋介石的反对下，关于叶挺此前的任命作废。为顾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叶挺最终离开华南，结束东路守备军指挥部的工作。在这短短一个月，叶挺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与余汉谋的合作及其职位的确定
叶挺离开新四军军部后，经江西景德镇抵达南昌，旋赴粤北，会见余汉谋以及谭邃等粤军旧识。交谈中，叶挺表达了返回东江地区发动抗日游击战争的意愿。这一意愿与余汉谋重整军力以挽回声誉的需求不谋而合，从而为东路守备军的组建铺平了道路。
因广州失守而受到蒋介石“革职留任”处分的余汉谋，为重整旗鼓，他计划组建“东路守备总指挥部”，统一指挥滞留在东江一带的国民党部队和民团组织，开展敌后抗战。指挥部由63军军长兼153师师长张瑞贵任总指挥，谭邃任副总指挥。谭邃此时因病要前往香港治疗，难以兼任此职，故不愿出任。当谭邃得知叶挺表示回广东抗日的意愿后，立即向余汉谋推荐叶挺担任该职。余汉谋与叶挺北伐时，均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团长，二人又是保定军校的老同学，他认为此时可以借助叶挺的声望，帮助自己摆脱困境，于是当即任命叶挺为“东路守备副总指挥”，负责统管东江一带的武装力量，并加以整编，开展抗日游击战。叶挺接受任命后，即刻全力以赴，展开组建指挥部及抗日部队的工作。
这一任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叶挺作为北伐名将，在粤军中享有崇高威望，其出任副总指挥能够迅速凝聚人心，整合东江地区的抗日力量。同时，余汉谋的支持也为叶挺提供了必要的合法身份。然而，这一合作也埋下了隐患：蒋介石对叶挺在华南的活动高度警惕，认为这可能使共产党在华南再建一支“新四军”，这为叶挺后来的离粤埋下了伏笔。
（二）筹建东江游击指挥机构
叶挺接受任命后，立即着手筹建东江游击指挥机构。他经澳门回香港向廖承志汇报情况，根据中共粤东南特委组织部部长吴有恒回忆：“通过在香港的廖承志同志，找领导珠江三角洲及东江下游数县工作的中国共产党粤东南特委”，请求协助筹组队伍。1938年12月中旬，叶挺在宝安县深圳墟开展组织游击战工作，决定将指挥部设在深圳墟南庆街20号（今南庆街13号）的鸿安酒家，指挥部有工作人员20多名。成立后，随即设置了司令部、政治部等机构，发布告示、安定民心，命令溃散在东江地区的国民党散兵及地方游击队接受整编和指挥。
（三）对中共地方武装的整合与干部调配
1938年11月30日，得到消息的《申报》香港版即刊载了叶挺返粤抗战一事，不过因为不知内情，而将此行称作“奉命回粤”：“据闻擅长游击战之叶挺将军，昨已奉命回粤协助一切，叶将军闻已抵某岛，连日并与当地某某等要员磋商，步骤计划定，三两日内即□赴粤省某地……”其中“某岛”自然是指香港，如果此消息准确，那么叶挺抵达东江地区的具体时间应为1938年12月初。叶挺南下的消息同样引起了日军警惕，日本殖民者在《台湾日日新报》12月15日的版面上刊载了相关报道，介绍了叶挺离开新四军军部，经由香港前往东江组织抗战的事宜。
叶挺受命后，即全力投入指挥部组建及部队整编工作。他首先通过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联络中共粤东南特委书记梁广，请求人力与武装支持。粤东南特委旋即将在新界元朗集结的东莞县壮丁常备队六十余人调归叶挺，作为东路守备军副总指挥部特务营之骨干；另从香港调集三十余名工人组成总指挥部警卫排。叶挺率此数十人进驻宝安县深圳墟，在鸿安酒家设立东路守备军副总指挥部，随后相继建立司令部和政治部。
粤东南特委进一步支持叶挺工作，决定将曾生领导的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王作尧领导的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调归东路守备军建制，作为副总指挥部警卫营；将香港惠阳青年会回乡工作团数十人编入政治部政工队；同时抽调王鲁明、何鼎华、祁烽等党员干部至政治部工作。叶挺还向溃散于东江地区的国民党散兵及地方团队发出通令，要求其前来联系，接受整编与统一指挥，并亲自视察了部分地方抗日团队。
这一系列整合措施有利于壮大东路守备军的力量。曾生和王作尧所部是中共在东江地区较早建立的抗日武装，具有较强的战斗力和群众基础。决定将其纳入东路守备军建制，不仅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也体现了中共地方组织对叶挺工作的支持。同时，通过整编国民党散兵和地方团队，叶挺有效地将东江地区的各种抗日力量纳入统一指挥，避免了各自为战的混乱局面。
（四）收拢国民党散兵和请求干部增援
1938年12月上旬，叶挺在中共东莞中心县委组织部长、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指导员袁鉴文所率武装班护送下，赴驻宝安县龙华乌石岩的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四区统率委员会莞增特务大队袁华照部视察。获知国民党军第一五一师四五三旅有千余人溃散于新界沙头角一带后，叶挺即令曾生设法寻得该部，带回东江敌后参加抗日游击战争。叶挺对东江敌后游击战争的前景抱持积极预期。他设想以曾生、王作尧所部游击队为核心，发动群众，争取并改造其他抗日武装，短期内可建成一支拥有万人以上、具备较强战斗力的部队。廖承志与粤东南特委亦表示认可。
此处有个值得考辨的问题，即是否有新四军方面的干部和战士被调至叶挺在东江的指挥部并支援东江游击队。《申报》1938年12月28日在关于华南的战事报道中曾如下叙述：“在叶挺将军率领下，一部分转战皖南之新四军，自广州失陷后，另一部驻守闽粤赣边界一带者，即被调赴粤，转入东江方面，担任游击战工作……彼等不仅有极丰富之游击经验，而尤熟悉粤东粤北之地理。”虽然叶挺确实有从新四军中调派一些有经验的广东籍军政干部协助他开展华南抗战的想法，也得到项英认可，但直至1938年12月24日，在他与廖承志、张文彬联名向中共中央发送的电文中，对广东地区的部队介绍只有地方上的抗战团体，且“目前最大困难在于没有恰当掌握部队的军政干部”，并请另行增派，再加上相关人员的回忆与当前的研究中也并未有新四军方面的部队在当时南下东江的记录，所以暂且只能作如下解释：叶挺有意从新四军中选派部分人员援助华南抗战，也得到了项英支持，但因仓促之间即离粤北上，该计划未能落实，《申报》中关于新四军一部在叶挺率领下赴粤抗战的事宜应系误传，抑或借他与新四军之名以壮大声势。
这些努力表明，叶挺不仅注重军事指挥，也高度重视干部队伍建设。他深知，要建成一支强大的抗日武装，必须有足够数量的优秀干部来掌握部队。因此，粤港地方党组织和他共同积极向中共中央和新四军请求干部支援，为东路守备军的发展做准备。
（五）关于叶挺在东江组织作战的有关情况
关于叶挺来到东江地区后组织作战活动，主要来自新闻报道，目前尚无权威史料依据证明其真实性。《星岛日报》《大众日报》《申报》等对东路守备军对日作战有相关报道。比如，据1939年1月18日《申报》报道：“广九铁路樟木头至深圳一段，在华军守中，张瑞贵、谭邃、叶挺三部正分三路围攻石龙。谭师推进横沥桥头，保安旅长吴道南、东路特务营袁虾九由龙岗、大沙圩攻克东莞茶山。另一路为叶挺所部由博罗罗浮山抄攻石龙。12月28日深夜，便衣队攻进石龙，将日军后方节节遮断。增城、从化之间，31日起发生激战。日军野村、福田、高桥等部队在太平场、榕树涌损失奇重”“传华军六日克复增城。日军退守新塘、大帽山、石滩，现正相持中。石龙前线战况亦烈，六日在石龙市内发生巷战，莞龙公路桥炸断。东江战事，华军在顺利进展中。”当时，战时新闻报道的普遍特点是，在战争环境下新闻报道本身就是一种武器。为了鼓舞士气、争取支持，当时的各方媒体，包括国民政府的宣传机构，都存在虚报战果、夸大宣传的现象。因此，这些报纸的报道带有一定的宣传性，是符合当时历史环境的普遍做法。对于叶挺在东江地区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是否组织队伍对日作战，有关新闻报道为研究叶挺在东江地区的对日作战提供了重要线索，但其真实性还需进一步的史料论证。
三
叶挺奉命离粤及其历史影响
正当叶挺积极从事东江游击作战之时，来自国民党和中共中央的双重压力迫使其做出离粤决定。这一决策不仅影响了叶挺个人的命运，也对华南抗战的后续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双重压力下的离粤决策
蒋介石接获余汉谋保荐叶挺担任东路守备军副总指挥的报告后，指责余汉谋此举无异于允许共产党在华南再建一支“新四军”，遂严令余汉谋撤销对叶挺的任命，并促其离粤。蒋介石的干预直接切断了叶挺在广东的合法身份和物资来源，使其难以继续指挥作战。此外，蒋介石还以此为由企图另派新四军军长，但此举遭到中共中央的坚决反对。
中共中央则从抗战全局思考，认为华中战略地位高于华南，叶挺在新四军军长岗位上所能发挥的作用更为关键，避免长期留在广东而引起蒋介石的强烈反弹，影响国共合作抗日大局，因此中共中央要求叶挺应尽快返回新四军。叶挺愿意服从大局，遂撤离深圳。中共粤东南特委组织部部长吴有恒在叶挺离开后立即善后处理指挥部结束事宜。粤东南特委也派温焯华、王鲁明赴东莞县清溪苦草洞，通知王作尧所部取消前往深圳总指挥部的行程，继续留在东宝边区坚持游击战争；将叶挺身边的一百余名武装人员编入曾生部，政工干部安排至王作尧部。东路守备军副总指挥部就此结束。
（二）辗转归队与职务恢复
1939年1月上旬，叶挺经香港抵达汕头——1927年南昌起义军曾在此地作战。他在汕头停留数日，其间接受《星岛日报》记者采访，介绍新四军抗战经过及抗战形势。
1月10日，叶挺离汕赴韶关第四战区司令部。1月下旬，抵重庆，先后与周恩来、蒋介石会面，表示愿意返回新四军工作。2月15日，由周恩来陪同乘飞机至桂林，再转乘火车，于23日抵达云岭新四军军部，复任军长。
（三）叶挺南下东江抗战的历史影响
叶挺在广东东江地区投身组织游击作战，前后时间虽仅有一个多月，最终服从统一战线大局，回到新四军的战斗岗位，这段历史所带来的正面影响不容忽视，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叶挺回粤投身抗战行动提振了广东抗战民心士气。当时，国民党军接连败阵，广州沦陷、广东大片国土遭受日军蹂躏；东江人民抗日游击武装仍处于组建阶段，力量还很弱小。叶挺回粤的消息当时通过粤港两地报刊报道后，振奋人心。王作尧曾回忆这是“令人兴奋的消息”，“可以设想，凭他（即叶挺）的威望，一定能带动各方面的抗日力量，他振臂一呼，富有革命传统的东江人民，必然会奋起响应，踊跃相随，组成一支强大的敌后游击大军——一支新的铁军”。王作尧的这一感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叶挺的威望和号召力确实提振了当时广东民众坚持抗战的信心。
另一方面为后续华南抗日武装的发展积累了组织与干部基础。对中共方面而言，虽然东路守备军副总指挥部在叶挺离粤后即被撤销，但其整编过的武装力量与政工干部，多数转入曾生、王作尧等中共领导的游击部队，成为后来东江纵队的重要骨干来源之一。对国民党方面而言，第四战区在叶挺离开后一直酝酿如何统筹东江地区各路抗日武装。1939年2月，全省22个游击区撤销，拟保留6个临近沦陷区或沦陷区内的游击区。直至1939年6月，第四战区游击指挥所在粤东门户、东江要冲的惠州城内成立，统一指挥涵盖东江和中（山）顺（德）区域广大区域的各路游击纵队。由于该游击指挥所更关注地处东江游击作战事宜，因此很多涉及广东抗战的论著中，也把该机构称为“东江游击（纵队）指挥所”。揆诸上述史实，可见叶挺在广东投身组织游击战的工作对国共在广东游击战的部署都产生了影响。
（中共惠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课题组成员
李卫华（中共惠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沈晓辉（中共惠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党史研究部主任）
钟远明（中共惠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党史研究部副主任）
宋日文（中共惠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党史研究部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