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的书斋，当是文人最向往之所在，那个小小空间里，曾经蕴藏着伟大的家国情怀、无尽的诗书才意，孕育出无数光芒万丈的雄奇诗篇。
他的书斋是随寓而设的。
眉州故居的书房“南轩”，苏东坡回忆“坐于南轩，对修竹数百，野鸟数千”“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静谧而灵动。
在密州，有资料说《西斋》就是写他的书斋。这个书斋，“中有六尺床”，是他思考、创作、幽眠之处。他常常孤独地端坐，看书斋外的西园，榴花、桑枣满园，小鸟在枝头歌唱。
在黄州，元丰五年（1082）二月，雪堂建成，“雪堂西畔暗泉鸣，北山倾，小溪横”“起居偃仰”“真得其所居者也”，这是他的客厅和书斋。同年十月，同年蔡承禧为他建造了三间新房，其名为“南堂”，“卧看千帆落浅溪”，面临大江，风景极好；“故作明窗书小字，更开幽室养丹砂”“更有南堂堪著客，不忧门外故人车”“客来梦觉知何处，挂起西窗浪接天”，这也是他的书斋、丹室、客房、休息室。
他在惠州白鹤峰新居的书斋名曰“思无邪斋”。
清代王文诰的《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宋代王象之的《舆地纪胜》、宋代留正的《东坡故居》等，对白鹤峰新居的“思无邪斋”均有描述。
无论“南轩”“西斋”“雪堂”“南堂”或者其他，其环境都应该是“万物各得时”（东坡《西斋》）的气象。所以，可以猜想一下，惠州这个“思无邪斋”，其设计构想也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其实，苏东坡在惠州的几个居所，他的书斋都取名“思无邪”。
这个书斋有深意。
嘉祐寺的思无邪斋
绍圣元年（1094）十月十八日，苏东坡从合江楼迁到嘉祐寺，不久，作《思无邪丹赞》，尽管写“思无邪”，但实际上这是“为炼丹而作”，与思无邪书斋没关系。
设立“思无邪斋”
绍圣二年（1095）正月十一日，苏东坡作《书黄鲁直画跋后三首》，署“惠州思无邪斋书”，所以，正月十一日前，他已将嘉祐寺的书房命名为“思无邪斋”，并作了《思无邪斋铭并叙》：东坡居士问法于子由。子由报以佛语，曰：“本觉必明，无明明觉。”居士欣然有得于孔子之言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夫有思皆邪也，无思则土木也，吾何自得道，其惟有思而无所思乎？于是幅巾危坐，终日不言，明目直视，而无所见，摄心正念，而无所觉。于是得道，乃名其斋曰思无邪，而铭之曰：
大患缘有身，无身则无病。
廓然自圆明。镜镜非我镜。
如以水洗水，二水同一净。
浩然天地间，惟我独也正。
其事缘起于“问法于子由”后，子由回答的偈语“本觉必明，无明明觉”。苏辙和哥哥一样深谙佛家义理、道家义理。苏辙的意思是，每个人的“本觉”必定是“明”的，自性本来空，是具备“觉”的条件的。通过修行，都能生起自性清净心，开启自己的智慧，所有的“无明”烦恼痛苦与错误认知，都会“明觉”。而如何修行呢？只有放下杂念，破除执着，以无机巧的本心，转无明为智慧、转烦恼为菩提。
苏东坡从苏辙的偈语里“欣然有得”，又联想到孔子对《诗经》的评语“思无邪”，并由此深究其义。
孔子的“思无邪”，是评价《诗经》的，其“思”字的意义，后世一直争讼不断，有说是无意义的“语音词”，有说是情思的“思”，有说是思想的“思”。各家各说，想探究孔子的本意，恐怕得读几大箩筐的厚书了。
苏东坡借了孔子的“思”来用，并有独特的思考：无论善恶，有“思”一定就有“邪”；而无“思”就没得“邪”了，但成了“土木”了。那么，如何能做到“有思而无邪，无思而非土木”呢？这是个“两难命题”（王水照语）。
他开始静思，期望由定境而生智慧。“幅巾危坐，终日不言，明目直视，而无所见，摄心正念，而无所觉。”或许当时并无觉悟，但后来他说“于是得道”了。
他悟到了啥“道”呢？
一切“无明”，即烦恼、病灾、贪嗔痴这些“大患”，都源自“有身”；而如果“身”都“无”了，载体都没了呢？则包括“病”等一切“大患”都随之消除了。但这里说的“病”，绝非仅仅是疾病，而是指包括疾病、烦恼、痛苦、贪、嗔、痴、慢、疑等。
他说的“无身”，也绝非仅仅是“无”，而是冲破了“身”的束缚，从色（物质身体）、受（感受感觉知觉）、想（思维思想观念）、行（身心活动）、识（意识）聚合而成的“相”里，出离出来，是自我的彻底解放。
解放了，就不住于“相”，不将外物沉积于心，处于一种不执着的状态，不被外物迷惑，不被“病”困扰束缚，人的心就会澄明，人和这个世界就是“如以水洗水，二水同一净”融为一体，就能浩然立于广阔天地之间。
那么“思无邪”呢？
关于此，王水照、崔铭在《苏轼传》中写道：“能使有思而无邪，无思而非土木的两难命题。他的答案是：只要努力寻找思与无思之间的契合点。”这需要去寻找。
看来，所谓“思”，可能就是佛家所说的色、受、想、行、识“五蕴”中的“想”，和其他四蕴为一体的五面，佛家说，这都是虚幻的“相”。
苏东坡当然洞悉其中之理，和“无身”的道理一样，脱离了“思”的束缚，超越“思”的固有，生起清净之心，自我越来越澄明，一切也会“无邪”诚正，无思则无邪，这其实是他老人家善意的自我要求，是自勉、自励，也是设立“思无邪斋”的初心。
开始署“思无邪斋”
继绍圣二年（1095）正月十一日，在《书黄鲁直画跋后三首》署“惠州思无邪斋书”后，二月二十一日，他作《书渊明东方有一士诗后》，明确写道：“东坡居士饮醉食饱，默坐思无邪斋，兀然如睡。既觉，写渊明诗一首，示儿子过。”
绍圣二年（1095）九月，与程之才书信，署“思无邪斋”。
绍圣三年（1096）秋，第二次住在嘉祐寺，新居还在修建中，苏东坡写信给毛滂，言及：“新居在大江上，风云百变，足娱老人也。有一书斋名‘思无邪斋’，闲知之。”
他准备在白鹤峰新居真正建造一个书斋，名字就是“思无邪斋”。
合江楼的思无邪斋
绍圣二年（1095）五月二十七日，苏东坡已经迁到合江楼两个多月了，回忆起南下途中曾经与虔州通判俞括同游崇庆禅院，作《虔州崇庆禅院新经藏记》。
他首先阐述了自己对“以无所得故而得”的理解。此“以无所得故而得”，由《金刚经》义理而来。这，就是苏东坡“思无邪”的出发点了，放下“思”，生起清净心，世界就会无邪。
其实苏东坡在《思无邪斋铭并叙》已经有表述。但他却表示：“吾非学佛者，不知其所自入。”自己实在是不能准确感悟佛家义理，可却从孔子言“《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里受到了启发。他说，我本来想把余生寄托于佛，多读佛家书，以“无所思”“无所得”的心，去领悟如来的本意，希望最终能得悟。可是呢，我现在闲居惠州，这里的僧寺几乎没有“经藏”，没书读啊，那我就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思无邪斋”吧，当时还作了《思无邪斋铭并叙》以言志。
接着，他又交代为啥要写这篇文章。
去年陪同自己游虔州崇庆禅院的虔州通判俞括刚去世，现在自己作此文“论孔子思无邪之意”“有志无书之叹”，准备交由崇庆禅院的长老惟湜和僧人知锡“刻于石”，希望与九泉之下的俞括“结未来之因”。
如此，我们明白，“思无邪斋”不光是因苏辙的佛家偈语而缘起，也因结下了虔州崇庆禅院的缘分。
绍圣二年（1095）九月，程之才东巡惠州，苏东坡将是年三月所作的《书外曾祖程公逸事》再书以付程之才，文末交代：“是岁九月二十七日，惠州星华馆思无邪斋书。”
但跟嘉祐寺的“思无邪斋”一样，因为不是自己的房子，其实仅仅是将书房命名为“思无邪斋”而已。
白鹤峰新居的思无邪斋
而新居的“思无邪斋”，却是苏东坡自己亲自建造的。
绍圣三年（1096）三月，住在合江楼，正在加紧建房。他在《和陶〈移居二首〉并引》其二里写道：“葺为无邪斋，思我无所思。”等于将“我要在新居里建一个思无邪斋”发了个朋友圈了。
绍圣三年（1096）四月，新房在建中，“思无邪斋”可能已可使用了。他到新书斋书录了几件作品，并作跋：“绍圣三年，岁在丙子，清和月，眉山苏轼录于惠州白鹤峰所居思无邪斋，以遗卓契顺。”所录作品均有拓本传世，请参看“寓惠书画”章节。
绍圣四年（1097）二月十四日，苏东坡迁入新居，正式启用思无邪斋。
思无邪斋是修“身”的道场
检视苏东坡诗文，进入大庾岭之前，至少有八处诗文写及“身”“世”。如《泗洲僧伽塔》“今我身世两悠悠，去无所逐来无恋”，《新城道中二首》其二“身世悠悠我此行，溪边委辔听溪声”，《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绝》其三“江边身世两悠悠，久与沧波共白头”，《和章七出守湖州二首》其一“功名谁使连三捷，身世何缘得两忘”，《和子由送将官梁左藏仲通》“觉来身世都是梦，坐久枕痕犹着面”，《留别登州举人》“身世相忘久自知，此行闲看古黄腄”等。
每有际遇变化，都有“身”“世”之叹。但进出大庾岭的这一叹，却是最有人生内涵的。
阅读惠州之前的《过大庾岭》、惠州的《寓居合江楼》《思无邪斋铭并叙》、惠州之后临终时的《答径山琳长老》，我们发现，是思无邪斋将苏东坡关于“身”的关注、思考连接在了一起。
大庾岭，“身”的相忘
绍圣元年（1094）九月，南迁的苏东坡登上大庾岭，作《过大庾岭》：
一念失垢污，身心洞清净。
浩然天地间，惟我独也正。
今日岭上行，身世永相忘。
仙人拊我顶，结发授长生。
彼时，这个阅尽繁复的老人，伫立于孤寂苍茫的大庾岭上，他决意将“身”“世”都忘在岭后，而这一念之间，就感觉洗却了“垢污”，感觉到了“身心洞清净”，然后以清澈本心，浩然正气，自信地踏上了“天地间”。
此时的“身”，他采取的是果断相忘；“身心洞清净”，是相忘后的感觉；“浩然天地间，惟我独也正”，是毅然决然的自信与勇气。
合江楼，“身”的相违
十月初二，苏东坡踏上惠州城，暂住在合江楼，伫立浩浩东江边上，在《寓居合江楼》，他对着惠州的江山，大声吟出：“我今身世两相违，西流白日东流水。”违，是离开、告别之意。在大庾岭时，他就决定将“身”忘记，将世界抛于岭的那边。如今，就这么单纯地看着东江西去，他正在主动地、进一步割断世界，主动告别“身”。
思无邪斋，“身”的出离
半个月后，苏东坡从合江楼迁到了嘉祐寺，安顿下来了。
春节时，作《思无邪斋铭并叙》。他以“大患缘有身，无身则无疾”的“身”，回应了大庾岭的“身世永相忘”、合江楼的“我今身世两相违”的“身”。
从大庾岭的“忘”，到合江楼的“违”，再到现在嘉祐寺思无邪斋的“无”，他在一步步出离这副皮囊。
苏东坡明白，要从“有身”变成“无身”，忘、违、无，都是不够的，必须破除“身”的局限，才能达到苏辙所说的“明觉”，才能“无病”“无邪”，才能“浩然天地间，惟我独也正”。
这里的“无”，是“看空”，是“出离”。
于是，就有了出离“身”、超越“思”的这个书斋，他把这个书斋当成了大庾岭上所期待的“身心洞清净”的修身修心之道场。
临终前，“身”的勘破
出了大庾岭，惠州之后，思无邪斋还伴随着苏东坡的生活。
建中靖国元年（1101）二月，北归途经虔州，在《用前韵再和孙志举》中，他回想起惠州，还提及“我室思无邪，我堂德有邻”，念念不忘啊。
北归途中，建中靖国元年（1101）六七月间，苏东坡在给钱世雄的书信里写道：“思无邪，吾子自有，老拙何为。”他点拨老朋友说，要达到“思无邪”这种境界，你钱世雄本来就具足悟性，哪里还需要我这个老头子来多指点呢？只要去除荆棘、清除内心杂念，没必要向外追求。
临终的前两天，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二十六日，苏东坡与径山维琳长老以偈语应答，苏东坡口答曰：
与君皆丙子，各已三万日。一日一千偈，电往那容诘。大患缘有身，无身则无疾。平生笑罗什，神咒真浪出。
这是最后的人生感悟，连同后面回答维琳长老关于“平生笑罗什”疑问的几句话，这一组文字与语言，成了苏东坡告别人生的绝响。
这句“大患缘有身，无身则无疾”，就是引用惠州所作《思无邪斋铭并叙》的成句，仅改“病”为“疾”。这里的“身”，指来自凡俗意义上的身体，一旦逝去，就是世俗认为的“无身”了。
但苏东坡显然是从佛家角度来理解的，还“平生笑罗什”，他觉得自己对人生虚妄的认识比鸠摩罗什还深刻。这里的“无身”，是指洞察到了生命、宇宙、存在的本来意义，就超越了，就还以“本真之身”了。而本真之身呢，佛家说，虚幻而已。人生一世，大梦一场，性空会缘起，但一切缘起皆性空，而已！
其实，金山寺那句“身如不系之舟”，似乎已经交代了对此生之“身”的最后去向，已然破除羁绊，已然勘破。
如果从苏东坡南迁后的晚年来看，在人世间沉浮的“身”，在临终前得以勘破，其实就是以思无邪斋的“无”，将大庾岭的“忘”、合江楼的“违”、嘉祐寺的“无”、金山寺的“不系”、临终的“无”连接起来，得以“明觉”。
（彭杰）
作者
彭杰
惠州市岭东文史研究所研究员，惠州市文化智库专家顾问委员。
主编说
严艺超
这篇文章以“思无邪斋”为棱镜，透视苏轼晚年从“身世相忘”至“无身无疾”的生命觉悟，揭示其以儒家正名、佛家空观、道家忘我融铸而成的超越之道。作者于历史细节中见哲学筋骨，将一间书斋升华为勘破存在的精神道场，兼具考据之功与思辨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