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罗浮山的香，就不能不说花。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说，花也是香的一种。在古代，花不但有观赏、供奉的功能，也是不少香制品的重要原料。东吴康泰《扶南传》说：“顿逊国有区拨花、叶逆花、致祭花、各遂花、摩夷花，燥而合香末以为粉，以粉身体。”宋《太平御览》亦载：“香有多种，区拨叶逆花、途致各遂花、摩夷花，冬夏不圣，日载数十车于市卖之，燥乃益香。亦可为粉，以傅身体。”屈大均《广东新语》则称：“南方花，如素馨、茉莉、阇提（金钱）、佛桑、渠（拘）那、大小含笑之类，皆可合香。”又说：“凡生香，蒸过愈佳，如梅花、瑞香、酴釄、栀子、茉莉、木犀，及橙橘花之类，皆可蒸。”当时一些高档的合香制品，如番禺心字香，素馨花和茉莉花是其关键性的原材料。可以说，在古代，花有着颇高的实用价值和经济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上引众多的花名，其中有不少是音译，颇带洋气，这可以在唐宋诗文中得到佐证。例如唐张籍的《送侯判官赴广州从军》一诗，曾称赞广州“海花蛮草连冬有，行处无家不满园”。而元稹则在《送崔侍御之岭南并序》自注中说：“罗浮生异果。”这些“海花异果”，当然也包括了从海外引种的花果，为岭北所罕见，故而称之为异。宋人余靖的《题广州广西园》诗更是直白地指出，岭南“花多外国香”，而且还特别注明：“皆海舶来，岭北所无也”。很显然，他这里所说的“海花”，有许多是引种于海外的舶来品。
壹
在古代，有哪些“海花”被广东引种
晋嵇含的《南方草木状》就有记载：“耶悉茗、末利花，皆胡人自西国移植于南海。南人怜其芬香，竞植之。”
人们不禁要问，这些被广东引种的“海花异果”，究竟有哪些？它们的原产地在哪里？又是在什么时候、通过什么途径进入广东的？
关于这些问题，文献多有载述。例如素馨花和茉莉花，晋嵇含的《南方草木状》就有记载：“耶悉茗、末利花，皆胡人自西国移植于南海。南人怜其芳香，竟植之。”（按：素馨花本名“耶悉茗花”，此为波斯语，意为来自主的馈赠，该花原产于印度东部，因花之色白素淡，香气清芬而得名。）还有一说，此花本名耶悉茗，为南汉宫人素馨所爱，遂名素馨花。明王象晋在《群芳谱》中也引《龟山志》说：“昔刘王有侍女名素馨，冢上生此花，因以得名。”宋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亦说：“素馨花，番禺甚多，广右绝少，土人尤贵重，开花时旋掇花头，装于他枝；或以竹丝贯之卖于市，一枝二文，人竞买戴。”卖花于市，这大概是广东花市的滥觞了。
《南方草木状》又载：“指甲花（凤仙花），其树高五六尺，枝条柔弱，叶如嫩榆。与耶悉茗、末利花皆雪白，而香不相上下。亦胡人自大秦国移植于南海。而此花极繁细，才如半米粒许。彼人多折置襟袖间，盖资其芬馥尔。一名散沫花。”唐段公路在《北户录》则称：“指甲花，细白色，绝芳香，今蕃人种之，但未详其名。又耶悉弭花、白末利花，皆波斯移植中夏。”大秦国主要是指古罗马帝国。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称：“散沫花一名指甲花，其叶以染指甲，故名指甲花。”还有夹竹桃花。六朝《罗浮山记》载：“求那卫，外国树，英华红粉，至可爱玩。”明黎民表在《罗浮山志》说：“求那卫，外国树也。蕃僧种之，即夹竹桃。”所谓蕃僧，是指从海上丝绸之路进入岭南传教的僧人。屈大均在《广东新语》解释更详细：说此花“一名桃柳，叶如柳，花如绛桃，故曰桃柳。枝干如竹而促节，故曰夹竹。终岁有花，其落以花不以瓣，落至二三日，犹嫣红鲜好，故又曰地开桃。”
原产于印度的“海花”还有日中金钱花，亦称午时花。唐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介绍说：“毗尸沙花，又名日中金钱，花本出外国，梁大同一年进来中土。”“此花以其形状圆而无廓，大小如钱，正午花开，艳如胭脂，因名日中金钱。”梁大同元年，即公元535年，属南朝梁武帝时期。此花现在罗浮地区常见。
此外还有鸡蛋花。译名贝多罗花，原产于南美洲。清人黄培芳在《游七星岩》诗曰：“贝多花欲爱，聊枕石头眠。”所指的就是鸡蛋花。明人郁永河在《裨海纪游》称此花为“番花，叶似枇杷，枝必三叉，臃肿而脆，开花五瓣，色白，近心渐黄，香如栀子。”现在在广东肇庆七星岩随处可见的是肇庆的市花鸡蛋花。罗浮山亦多有种植，荔德园周边尤多。鸡蛋花有一定药用价值，广东有名的五花凉茶，鸡蛋花即为其中之一。
仙人掌也原产于美洲地区，尤其是墨西哥，仙人掌的种类最多，被誉为仙人掌之国。仙人掌以其独特的形态和食用、药用价值被广泛地引进种植，罗浮山是其中引种地之一。明人黄佐在《仙人掌赋》的序言中介绍说：“仙人掌，奇草也，多贴壁而生，惟罗浮黄龙金沙洞有之。”《罗浮山志》亦言：仙人掌“发苞时，外类芋魁，内攒翠球，煨食之可补诸虚，久服轻身延年，俗名万寿果。”因而为道家所钟爱。释家也对它赋予了深微的佛教意涵，认为它象征着坚韧与耐力，把它的开花视为菩萨慈悲和加持的体现，故又被称为观音掌。以超凡脱俗、洁白无瑕的高雅气质倾倒粤人的水仙花，也是唐代从欧洲引进的海花。宋代著名诗人黄庭坚曾以诗赞之：“凌波仙子生尘袜，水上轻盈步微月。”此花因此得名为“凌波仙子”，并以其清雅的形态和淡雅的香气被赋予纯洁、自爱、吉祥等内涵。在元旦、春节期间，此花是岭南花市中的重要品种，除了被寺院和居士们用作清供外，寻常百姓家庭也会在花市购一两盆种养以增加喜庆的气氛。
还有贝多罗。《广东新语·木语》称：“贝多罗，来自西洋，叶大而厚，梵僧尝以写经……花大如小酒杯，六瓣，瓣皆左纽，白色，近蕊则黄。有香甚缛，落地数日，朵朵鲜芬不败。”清雍正年间进士张湄有《贝多罗花》诗云：“奇英六出干三叉，檐卜香中嗅露华。曾识僧龛写经叶，而今始见贝多花。”花有七色，佛典喻之为七重宝树，是佛教用以象征极乐世界庄严的理想之树。
又菩提树。该树原产印度，亦在南北朝时传入中国广东等地。此树在佛教中具有崇高地位和丰富内涵，代表着觉悟、启示、涅槃和智慧等，在佛教礼仪修行和文化传播中发挥重要作用。
又树菠萝。《北户录》引梁伍安公《武陵记》，称巴陵郡西有寺，寺房床下忽有树生，“外国沙门云是波罗蜜。”“无花，叶似柿，实如冬瓜。”（《隋书》南蛮传）树菠萝原产于波斯和拂林，宋人《萍洲可谈》等书均记载广州南海神庙有种此树，引进于梁武帝萧衍时期：“波罗树，即佛氏所称波罗蜜，曰优钵昙。其在南海庙中者，旧有东西两株，高三四丈，叶如频婆而光润，萧梁时西域达奚司空所植，千余年物也。他所有皆从此分种。”（见《广东新语》）树菠萝在罗浮山地区（如酥醪观附近村落）亦常见。
还有洋桃，学名阳桃，屈大均称：“羊桃，其种自大洋来，一曰洋桃。”“树高五六丈，大者数围，花红色，一蒂数子，七八月间熟，色如蜡，一名三敛子，亦曰山敛。”（《广东新语》）
贰
“海花”原产地多是古佛教圣地或传播中心
上述众多的“海花”，正是由蕃僧们携带从佛教圣地出发，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引进岭南，扎根繁衍，开花结果。
若细加考究，这些“海花”的原产地，大多是海外古佛教圣地或者是佛教盛行的地方。如“耶悉茗花”，即指甲花，原产于印度东部。又如在《梁书》中被称为顿逊（又名典逊）的小国，原是东南亚古国，今不存，其地在今缅甸丹那沙林一带，在6世纪初为扶南属国，崇信佛教，地处海陆贸易的十字路口。此外，据王溥在《唐会要》载，唐初，“罚宾国献俱佛头花，伽失不国献渥楼钵罗花，皆中国所无者”。这个罚宾国，一般认为是罽宾国的音误，是古代中亚的一个重要国家，位于今阿富汗东北部及巴基斯坦西北部地区，是丝绸之路沿线的重要节点，是公元1至3世纪佛教的传播中心。据《大唐西域记》载，玄奘曾在此地学习佛法。“俱佛头”是梵语音译，意译则为“地喜花”，即红白莲；再说伽失不国，实即迦尸国，是古印度十六大国之一，位于中印度地区，都城为婆罗痆斯城（今印度瓦拉纳西），是佛教四大圣地之一，佛陀曾在此地的鹿野苑初转法轮。?所谓“渥楼钵罗花”即蓝莲花，是佛教最具代表性的圣花。
总之，这些“海花”的原产地，大多是古佛教的发祥地或传播中心，而花本身又大多与佛教有着密切的关联，这显然并非偶然。须知花对于宗教，特别是佛教而言，是有着特殊的文化意涵的。在佛教的十大供养中，香花供养被列于首位。在汉语词典中，许多带“花”字的成语，如拈花微笑、天女散花、借花献佛、水月镜花、心花怒放、一花一世界等，多与佛教有关，有的还直接出自佛典。仅此上引的两个小小例子，就能从侧面说明，“海花”与佛教是有着内涵丰富又难以言传的深邃因缘的。正所谓“佛以花见性，花随佛现身”，上述众多的“海花”，正是由蕃僧们携带从佛教圣地出发，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引进岭南，扎根繁衍，开花结果。
叁
引种“海花”呼应佛教东传的实际需求
当佛前供花成为礼佛的刚性仪式之后，那些具有宗教文化色彩的花木便有了相应的市场需求，从而促进花卉果木的栽培生产。
梁启超在论述广东地理位置时曾经指出：广东在大陆时代对中国而言为边缘，在海洋时代对世界而言则为中心。欧洲、澳洲、南北美洲航线皆汇聚于此，是东西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节点，联结内地与海洋，是实现中外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关键门户，这些花卉大都是通过海上丝路而进入这一门户的。
早在汉代，海上丝路已经形成，其在中国的始发站和入口港最早是广东徐闻和广西合浦；至魏晋时期便转移至广州。到了南北朝，统治阶层崇佛甚虔，大兴佛寺，据《简明广东史》对《大藏经传记部》的统计，其时广东各地兴建大小寺院有87所之多，包括广州城19所，始兴郡11所，罗浮山4所。这4座佛寺即南楼寺、延祥寺、资福寺和宝积寺，均建于南朝梁武帝时期。此外，罗浮山下的龙华寺，也建于南梁大同年间。到了隋唐时期，整个东江流域的佛寺就更多了。唐高僧道世在《法苑珠林》中称：“循州在一川中，东西二百里，南北百里，寺极繁盛。”唐代循州即今惠州，这“一川”就是东江，而“东西南北”云云，则是指惠州东江两岸的广大地域。在那里，山寺楼月，钟鼓相闻，佛事之繁盛前所未有。
与之相呼应，海外佛教徒通过海丝之路进入中土传教的活动尤为频繁，广州自然是他们靠岸的第一港口，而临近广州的“半在海涯，半连陆岸，乃仙圣游居之地”的罗浮山地区，也自然成了他们关注的地方。有资料显示，晋唐时期经海路来华的著名蕃僧约有53位，其中从广州上岸的有24位，长期留粤传法译经者约有15位，其名不著、事迹不彰于史志者当不在少数。这些蕃僧寓止广州之后，往往会慕罗浮之名而转入罗浮。如六朝萧梁天监元年（502），蕃僧智药三藏自天竺来入罗浮创宝积寺；唐开元中，西竺僧经广州转罗浮，将所携释迦铁像置于延祥寺等，都是见于史志记载的著名例子。可以说，广州和罗浮山是晋唐时期佛教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土的主要目的地和中转站。
蕃僧们不仅带来佛经典籍和修行法门，同时也带来了整套礼佛的仪轨，包括以花供佛的种种事宜。在他们的示范带动下，本土信徒们争相效仿，如在礼佛时，用彩缕将素馨、茉莉、金钱等花串成花环，供于佛座之下，以象征财富和圆满。又或在寺前池塘种植莲花，殿内设置莲瓶插养莲花等，以庄严佛相，香洁佛堂，寓意修行者心灵清净，福慧同增。当佛前供花成为礼佛的刚性仪式之后，那些具有宗教文化色彩的花木便有了相应的市场需求，从而促进花卉果木的栽培生产。如果说，在屈大均所记的广东四市中，罗浮山的药市与道教有着密切关系，那么，广州花市与罗浮山的形成，亦与东莞香市以及罗浮山的形成有着深厚的佛教背景。（吴定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