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在翻阅旧地图时偶然触碰到那个标记，大亚湾那片湛蓝的海域，在很多人眼中，或许仅仅意味着漫长的黄金海岸线与百岛之湾的旖旎。今天的我们习惯了在这里看巽寮湾的美景、石化城的璀璨，却鲜有人知道，百年前的这里，曾是令西方世界闻风丧胆的“海盗母港”。
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图书馆的特藏部里，静静躺着一张出版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8月的大亚湾地图。在那张经纬交织的泛黄图纸上，东经114°41′45″、北纬22°37′45″的坐标点上，赫然标注着一个单词：“Wreck”——沉船。
这个单词像一道深海里的伤疤，不仅标记了一艘名叫“爱仁”（Irene）的轮船在1927年10月19日的葬身之地，更勾连起了一段在西方媒介中“臭名昭著”，而在本土记忆中却日益模糊的海疆风云录。
那是一个属于海盗的时代。
湃亚士湾
国际视野里的“海盗温床”
大亚湾中央多渔梁木桩，夜间行驶极易受阻，且湾内深浅不一，渔民广置渔具，这些复杂的环境为海盗提供了天然的屏障。
在今天的航海图上，我们很难找到“湃亚士湾”这个名字。1937年3月，民国名将余汉谋呈请军事委员会，正式将其更名为大亚湾。这一更名背后，其实隐藏着一种试图切割历史的决绝。
所谓的“不愉快”，很大程度上源于海盗。20世纪二三十年代，如果你在香港或伦敦的报摊翻阅报纸，大亚湾（Bias Bay）的出镜率高得惊人，它是西方媒体笔下的“匪巢”，是远东航运线上的“百慕大”。
1936年，时任湃亚士湾警备处主任的陈慎荣曾做过一项令人心惊的统计：自1921年至1934年的13年间，沿海发生的洋船骑劫案共58宗，其中九成是“湃亚士湾之人为之”，更有半数是在此登陆销赃。“湃亚士湾之名，中国人多不知，即吾粤之人，亦鲜有知之者，惟国际间则耳熟能详。”陈慎荣的感慨中带着几分无奈。那时的海盗，多出身于稔山、范和岗一带，以这片岛屿密布、暗礁丛生的海湾为根据地。
为何海盗“青睐”大亚湾？
翻看清光绪年间的《新译中国江海险要图志》，或许能找到地理学上的答案。大亚湾中央多渔梁木桩，夜间行驶极易受阻，且湾内深浅不一，渔民广置渔具，这些复杂的环境为海盗提供了天然的屏障。更深层的原因则是“边缘化”。百年之前的大亚湾，丘陵遍布，陆路闭塞，官府监视松散。这里是权力的真空地带。海盗们平日里是“面朝大海”的渔民，或是躲避兵役的流民，一旦发现商船行径，便互相吹哨，顷刻间化身为劫匪。分工之明确，默契之高，令人咋舌。在外海有小船接应，岸上有村民掩护销赃，形成了一条完整的黑色产业链。
1931年，一位名叫阿列霍·历历乌斯（Aleko Lilius）的美国记者，为了揭开这层神秘面纱，只身前往澳门，说服当时盘踞珠江口的著名女海盗赖财山，让她协助自己前往大亚湾的海盗窝点进行采访。这是一次玩命的采访。在赖财山派出的5名保镖护送下，历历乌斯在大亚湾的“Fan Lo Kong”（范和岗）登陆。在他的镜头里，大亚湾的村庄表面上平静如常，草屋、土墙、乞丐与孩子交织，但在那平静的表象下，却藏着专门囚禁人质的黑屋。
他在书中记录了惊险的一幕：当他架起三脚架准备拍摄时，一名怒气冲冲的男人挥着拳头冲了过来。若不是保镖举枪向天鸣枪示警，这位美国记者恐怕早已魂断异乡。他在离开时的感叹耐人寻味：“在大亚湾，似乎每个人都有许许多多无从说起的故事。”
乱世枭雄
从“兵匪”蔡腾辉到“海盗女皇”谭金娇
蔡腾辉一方面接济海盗，一方面擒捉异己海盗邀功，甚至直接参与绑架。这种“兵匪一家”的现象，正是民国初年权力失序的缩影。
在这片混乱的海域里，诞生了各色草莽英雄与乱世枭雄。
据1929年的《申报》报道，当时的大亚湾匪团以邻近数十村为主，匪首是一个叫蔡某的人。此人终年身着军服，挂指挥刀，虽目不识丁，却雇有中英文书记，架势十足。他的手段极其残忍：“所绑肉票，三个月内若不赎身，则用刀将肉票脚皮削去，六个月不赎，则抽肉票脚筋，使其饿死。”
这个蔡某，便是民国初年曾追随陈炯明的海岸巡防队队长蔡腾辉。他本是官兵，负责缉拿海盗，后来利欲熏心，玩起了“养寇自重”的把戏。蔡腾辉一方面接济海盗，一方面擒捉异己海盗邀功，甚至直接参与绑架。这种“兵匪一家”的现象，正是民国初年权力失序的缩影。
然而，在大亚湾众多的海盗头目中，最令西方世界侧目的，却是一个女人——被冠以“海盗女皇”（Pirate Queen）称号的谭金娇。1934年11月27日，香港《南华早报》刊发了一则有趣的娱乐新闻：好莱坞导演马克·塞内特居然要拍一部关于大亚湾海盗女皇的电影，而且起用了一位美国金发女郎来饰演。这位女皇的原型，正是惠阳县南津乡（今水口龙津）人谭金娇。
谭金娇的成名，源于她的残忍与机敏。在海盗盛行南中国海的当时，船运安检极严，基本都要搜身。为了带枪上船，谭金娇竟然干出“剖腹藏械”的勾当——买来女童，割开腹部藏入枪支再缝合，伪装成抱小孩的妇人避开搜身。这种令人发指的手段，让她得以多次成功骑劫外洋轮船。
1929年9月，日轮“地厘丸”在大亚湾海面被劫。一名幸存的台商王达全曾向《申报》记者复述了那惊魂一幕：在那群呼喝叫嚣的悍匪中，指挥若定的竟是一位年方二十、唇红齿白、双目炯炯有神的“大嫂”。
她身穿黑胶绸衫裤，脚踏绿包花缎鞋，双手持两柄三号左轮手枪。面对王达全“贫寒之家”的求饶，她谈笑自若地拒绝：“侬犹未嫁夫，而尔呼侬为大嫂乎？未免太过笑话。侬虽或可准于人情，但兄弟辈将归罪于侬矣。”
这种雍容与毒辣并存的特质，伴随了她横行海上十余年。直到1935年，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女皇”因疏忽潜回惠州府城北门街寓所，被警长邓醒民侦悉抓获。被捕时，她依然态度从容，谈笑自若。那一年，她年仅31岁。经军事法庭审判，她被判处无期徒刑，终结了其罪恶而传奇的一生。
爱仁轮
地图上的那个“Wreck”
那个地图上的“Wreck”标记，记录的不仅仅是一艘沉船，更是近代中国海权丧失、海洋治理失序的悲凉底色。
如果说谭金娇的故事充满了江湖传奇色彩，那么地图上那个“Wreck”标记所代表的“爱仁轮”沉没事件，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国际悲剧与外交博弈。
1927年10月17日，隶属于招商局的客货轮“爱仁轮”从上海启航，目的地是广州。这艘船绝非等闲之辈，它造于1890年，曾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的运兵任务。然而，这位“老兵”没倒在甲午的硝烟里，却在即将退役的暮年，倒在了大亚湾的暗影中。
10月19日清晨，当时任挪威籍船长琼森正准备享用早餐时，潜伏在乘客中的海盗突然发难。他们枪击了侍者，迅速控制了舵楼。海盗们的计划很明确：逼迫船只缓行，待天黑后驶入“海盗母港”大亚湾销赃。
然而，他们撞上了一个硬茬——正在大亚湾外海操练的英国皇家海军潜艇L4号。
据1927年10月22日《申报》刊发的《爱仁轮焚毁情形》一文详细记录：当晚8时许，英军潜艇L4号艇长哈拉汉发现了熄灯入湾的爱仁轮，形迹可疑。潜艇多次发灯号警告无效，遂发空炮示警。海盗们也是亡命之徒，不仅不停车，反而逼迫机师加速冲向岸边，甚至向潜艇开枪射击。
见威吓无效，哈拉汉下令开炮。一枚四吋径的炮弹精准击中了爱仁轮的机器室。
炮弹的威力不仅让船只瘫痪，更引燃了大火。烈火与爆炸中，乘客与海盗纷纷跳海。幸运的是，英军潜艇表现出了极高的人道主义精神，他们冒着风浪，与后来赶到的巡洋舰“德里号”、驱逐舰“风云号”展开了大规模救援。最终，船上258名乘客中有234人获救，24人葬身大海；海盗中1人死亡，7人被捕。
当时有流言称英国潜艇不分青红皂白发射了两枚鱼雷击沉了商船，这显然是无稽之谈。若真中了两枚鱼雷，这艘千吨小轮早已粉身碎骨，哪还有两百多人获救的奇迹？
但这起事件迅速演变成了一场外交风波。
在民国政府眼中，爱仁轮虽被劫持，但仍悬挂中国国旗，且出事地点在大亚湾领海内。英国海军开炮击沉中国商船，是对主权的严重侵犯。外交部据理力争，要求英方致歉并赔偿。
而英方则援引国际法，认定这是“标准的海盗行为”。在他们看来，中国政府纵容海盗四起，甚至无法管控自己的领海，英国海军是在代为行使“世界警察”的职责。更令人气愤的是，英国拒绝引渡捕获的7名海盗，直接在香港高等法院判处了死刑。
这场长达两年的交涉，最终以中国政府的诉求落空而告终。那个地图上的“Wreck”标记，记录的不仅仅是一艘沉船，更是近代中国海权丧失、海洋治理失序的悲凉底色。在那个弱国无外交的年代，哪怕是在自家的家门口，我们也无法保护一艘悬挂着国旗的商船。
转折
从“湃亚士”到大亚湾的救赎
今天，当我们站在大亚湾的海岸线上，看着那里的石化巨头和繁荣的深水良港，看着万吨巨轮在湛蓝的海面上穿梭，很难想象百年前这里的血雨腥风。
历史的转折往往带有某种宿命感。
1936年，随着民国海军及大亚湾警备处的严厉肃清，尤其是陈慎荣等官员的努力，盘踞多年的海盗集团逐渐敛迹。1937年，“湃亚士湾”正式更名为“大亚湾”，这不仅是一个地名的更改，更象征着一种决裂，大亚湾试图彻底洗去“海盗湾”的恶名。
一个细节值得被铭记：1938年10月，当侵华日军从大亚湾登陆，铁蹄踏上华南土地时，那些曾经令官府头疼不已的残余海盗，竟然纷纷接受招安，编入民国海军抗击日寇。这种江湖大义与民族气节的瞬间迸发，为这段阴郁的海盗史平添了一抹亮色。
今天，当我们站在大亚湾的海岸线上，看着那里的石化巨头和繁荣的深水良港，看着万吨巨轮在湛蓝的海面上穿梭，很难想象百年前这里的血雨腥风。
但历史不应被遗忘。地图上的那个“Wreck”标记，是先民在动荡年代的生存挣扎，是国家在积贫积弱时的海疆阵痛，更是我们要建设现代化海权必须回望的坐标。
大亚湾不老，它只是在波涛声中，藏好了那些旧时代的惊雷。
作者
严艺超
惠州日报社编委，惠州市文化顾问，惠州市文化智库专家顾问委员，惠州市政协文史研究员。
主编说
邓北黔
本文以一张地图上的“沉船”标记为历史切口，重构1927年海盗劫船事件及其国际博弈。它超越地方史与猎奇叙事，深刻揭示了近代中国海疆失序、主权脆弱与国家治理困境，并在“湃亚士湾”至“大亚湾”的地名更迭中，叩问记忆与遗忘、边缘与中心。一篇有史识锋芒与家国情怀的微观海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