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山川有灵，那么岭南的罗浮山，定然是一位博闻强识的智者。它目睹过葛洪的丹炉，聆听过佛祖的禅音，而到了宋明之际，它更化身为一所众人向往的大学堂，将自身的幽深与灵秀，慷慨赠与了那些前来寻求“道”与“理”的贤士儒生。
长久以来，人们提及罗浮，总绕不开“九观十八寺”的仙佛气象。然而，在历史的另一重帷幕后，这里曾书声琅琅，翰墨飘香。一座座书院——钓鳌、豫章、张留、静观、幽居洞郑公书堂、青霞谷甘泉精舍、黄龙洞庞子学堂——如星辰般缀于山间溪畔，构成了“于时讲学之盛，海内莫有过于罗浮”的儒家讲学盛况。屈大均在《广东新语》的这句论断，与“广东在宋代的学术中心地在罗浮”的说法相互印证，揭示了一个被部分遗忘的史实：罗浮山，不仅是道释的洞天福地，更是理学南传的重要讲堂与基地。
漫步今日罗浮，在烟霞碧水之外，我们或可侧耳倾听，那穿越千载，依旧在历史长廊中隐隐回响的读书声与论道声。
主角登场
诗人与学者的完美融合
在罗浮山灿若星辰的讲学先贤中，罗从彦，字仲素，世称豫章先生，是一位无法绕开的核心人物。他并非岭南本土人士，而是来自千里之外的福建南剑州。宋绍兴二年，他以特科进士的身份，南下赴任，成为广东博罗县的主簿。这个职位，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品阶不高，事务繁杂，却恰恰为一位思想家在岭南播撒理学种子提供了难得的机缘。
在时人眼中，这位罗主簿恐怕有些“不务正业”。他固然是位能吏，热心为民，修建渡口，筹办书院，展现了儒家士大夫的务实精神。但在公务之余，他却将大量的心力，投注于旁人看来有些“虚渺”的事业——他是一位深邃的理学思想家，更是一位旷达的诗人。
他最爱的去处，是延祥寺西北方向的黄龙洞（又名金砂洞）。此地风景绝佳，“两峰相叠，一水对流”，曾是南汉王刘岩梦寐以求的“仙境”，昔日天华宫的所在地。罗从彦于此找到了精神的栖居地。他经常带着弟子，来到洞旁的七星坛钓鳌石，不是垂钓，而是“终日相对静坐”。在飞瀑流泉、松风鸟鸣的自然交响中，他们摒弃杂念，收敛心神，实践着他所倡导的“默坐澄心，体认天理”的求学功夫。
这画面本身便充满了诗意：一群身着儒服的读书人，不在书斋诵读经典，却于山水之间静坐冥思。这既是严谨的学术修行，也是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审美体验。他时常邀约志同道合的友人，一同在黄龙飞瀑下沐浴，纵观山水，谈诗论道。于是，深奥的理学思辨，与诗人的不羁情怀，在罗浮山的灵山秀水间，完美地融合在了罗从彦的身上。
罗从彦的学问，源自北宋理学大家程颢、程颐，由其师杨时（号龟山）南传，史称“道南学派”。而他，正是这一学派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他的思想，看似简约，实则精深。他主张“学问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体认天理”。这种“静坐”，并非简单的休息或放空，而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内省功夫。他认为，只有通过这种向内的、持续的观照与体认，才能涤荡内心的私欲，让纯粹的天理自然呈现，从而实现自我的完善与超越。这是一种将抽象的宇宙本体（天理）与具体的个人修养紧密结合的实践哲学。他的政治理念，也以此为基础。在《罗豫章集·议论要语》中，他明确提出：“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为本。”他深刻地辨析了君子与小人在朝堂的不同作用：“君子在朝则天下必治，盖君子进则常有乱世之言，使人主多忧而善心生，故天下所以必治；小人在朝则天下乱，盖小人进则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乐而怠心生，故天下必乱。”这番论述，至今读来，仍觉振聋发聩。他将“道”之于人心，比作“食之充饥，衣之御寒”，是精神生命的必需品。豫章学派极力推崇学习圣人之道，认为周公、孔子之心，就蕴含在“道”中。若能明了此道，便能与古圣先贤心意相通。他们向往夏商周“三代”的“五道”之治，在个人修养上，主张“寡欲”“简易”与“主静”。这一整套思想体系，虽然诞生于近千年前，但其对内心秩序的探索与对理想政治的追求，依然闪烁着不朽的光辉。
撒播真理
一座书院与其灵魂
罗从彦不满足于仅与三五知己在山水间探讨精微的义理。他怀抱着“兼济天下”的儒家理想，渴望将毕生所学所思，传播给更多的学子，开启岭南的民智。而实现这一抱负的最佳平台，莫过于书院。素有“岭南第一山”之称的罗浮山，自秦晋以来，便以其独特魅力吸引着各方人士：求仙的道士、修行的僧侣、避世的文人……到了宋代，其浓厚的文化氛围与宁静的自然环境，更是成为儒家弟子潜心攻读的理想之所。在这里创办书院，聚徒讲学，成了罗从彦的一大心愿。
历史的机缘，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时任广州太守的周侯绾，十分仰慕罗从彦的道德学问，二人不谋而合，决定在罗浮山创办书院，系统讲授理学。于是，在南宋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中国教育史和岭南文化史上值得铭记的一笔出现了——博罗主簿罗从彦，在罗浮山下的仙福都，亲手创立了钓鳌书院。
这座书院，从诞生之初就注定了它的不平凡。它的创始者，是理学“道南学派”承前启后的中坚人物。后来集理学大成的朱熹，在追溯自己学术渊源时，曾给予这位师公极高的评价：“龟山先生（即杨时）倡道东南，士之游其门者甚众，然语其潜思力行，任重诣极如罗（从彦）公，盖一人而已。”由这样一位被朱熹盛赞的“理学名儒”亲自设席执教，钓鳌书院的影响力可想而知。
钓鳌书院很快便成为岭南的理学灯塔。“从其游者甚众”，四面八方慕名而来的学子，汇聚于罗浮山下，聆听豫章先生的教诲。在这些学生中，东莞人翟杰是一个杰出的例子。他跟随罗从彦深究理学后，气质为之一变，变得“神定气和”，时人皆推崇他为“有道君子”。在罗从彦病逝的同年，即宋绍兴五年，翟杰考取进士，官至化州司户。然而，他或深受老师精神的影响，不久便辞官归乡，效仿先师，建造桂华书院，继续讲学传道，将理学的火种在岭南大地传递下去，推动了当地文教的持续发展。
钓鳌书院不仅仅是一个精神的象牙塔，罗从彦更以其务实的精神，为书院的可持续发展，设计了一套堪称典范的运营模式。他展现了一位思想家罕见的行政才能与长远眼光。为了给书院提供稳定、持续的经济支持，他巧妙地实施了一项“以渡养学”的计划。他在从博罗县城南门直至石湾的漫长东江流域上，一口气设立了十三处横水渡口。这些渡口，一方面极大地方便了往来行旅，是实实在在的惠民工程；另一方面，官府允许对这些渡口收取适量的税费，当时每年可收米约十八石。这笔稳定的收入，被明确指定用于赡养那些远道而来、潜心向学的寒门学子。这一举措，意义非凡。它使得钓鳌书院成为一所“规制略备”，拥有独立、稳定经济来源的教育机构。教学的内容与方法可以“与时俱进”，而无需完全依赖官府拨款或私人捐赠的偶然性。这在中国古代书院史上，无疑是一项极具创新意义的制度实践。它确保了理学的传播不会因经济的困窘而中断，让思想的种子能够在岭南沃土中深深扎根。遗憾的是，由于年代久远，史料散佚，今人已无法详细考证其日常教学与管理的具体情状，但这一点制度创新的星光，已足以让我们对罗从彦的远见卓识肃然起敬。
正是在这样相对安定的环境中，罗从彦在钓鳌书院不仅完成了其重要著作《圣宋遵尧录》的修改定稿工作，更将他潜心思索的理学精义，系统地传授给了岭南学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惠州乃至整个岭南地区，以书院为固定基地，有体系地传播理学思想，罗从彦是名副其实的第一人。正是他在钓鳌书院的教育实践，使得原本深藏于学者书斋的宋代理学文化精髓，第一次成规模地“向下扩散”，浸润到惠州的民间社会，为后来岭南理学的全面兴盛，播下了珍贵的第一批思想种子。
文脉激荡
穿越千年的荣光
钓鳌书院的教育成果，是切实而辉煌的。它最为人称道的成就，便是培养出了留正和张宋卿这两位杰出人才。他们二人先后于绍兴十三年和二十七年考中进士。留正后来官至宰相，成为一代名相，在南宋中期的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张宋卿则成为一代名臣，以清廉正直著称。他们的成功，固然有其个人天赋与努力，但其学问根基与道德操守的养成，与青年时期在罗浮山接受罗从彦的教诲，与钓鳌书院所弥漫的道学氛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们的出现，是钓鳌书院教育成功的最有力证明，也彰显了理学思想在塑造经世致用之才方面的巨大潜力。
罗从彦本人的学术与历史地位，在其身后得到了不断的确认与提升。宋淳祐七年(1247年)，朝廷下诏赐其“文质”谥号，这是官方对其学术与品德的正式肯定。元朝宰相脱脱主持编修的《宋史》中，他稳稳地占据了一席之地。到了明代，他获得了让所有儒者都梦寐以求的至高荣誉——“崇祀孔庙”。在明洪武年间，他与诸葛亮、文天祥、朱熹、颜真卿等历代先贤一同，被供奉于孔庙之中，位列东庑先儒第四十五位。至清代，康熙皇帝亲题匾额“奥学清节”，褒奖其学问深邃、节操高洁。这些跨越朝代的尊崇，共同铸就了罗从彦在中华儒学史上的不朽地位。他的著述，如《圣宋遵尧录》《语孟解》《中庸说》《议论要语》等，被后人辑录为《豫章文集》十七卷。其中，《圣宋遵尧录》经清朝大学者纪昀的审定，获得了乾隆皇帝的钦准，被收录进集古代典籍大成的《四库全书》之中，得以永久流传。
如今，钓鳌书院的具体形制或许已湮没在历史的烟尘里，罗从彦静坐过的钓鳌石也早已苔痕深碧。然而，当我们重新梳理这段历史，会发现一种无形的力量从未消失。罗从彦在罗浮山的短短数年，如同一块投入岭南文化静水的巨石，激起的涟漪千年未息。他所开创的钓鳌书院，不仅是一处传授知识的场所，更是一个思想的熔炉、一个文化的枢纽。
从罗从彦的钓鳌书院到翟杰的桂华书院，再到他所影响的无数岭南士子，一条清晰的文化传承脉络由此展开。这条脉络，最终融入并极大地丰富了岭南文化的基因，使其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始终与中华文化的母体保持着深度的连接与同步。
“千载讲堂人仰止”。今天，站在新的时代节点回望罗浮山，回望那位在山水间静坐冥思、在书院中谆谆教诲的豫章先生，他所代表的，不仅是一段辉煌的过去，更是一种精神的启示——关于思想的力量，关于教育的本质，关于文化如何在一方水土中扎根、生长，并最终化为穿越千年的磅礴回响。这，或许正是罗浮山留给今人最宝贵的遗产之一。
作者
邱宇林
博罗县社科联副主席，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惠州市诗词楹联学会顾问，广东省作协会员。
主编说
严艺超
本文以钓鳌书院为微观切口，钩沉理学南传的宏观脉络，将思想史、教育史与地域文化生动缝合。透过罗从彦“默坐澄心”的讲学实践，彰显儒学在地化进程中“理”与“行”的辩证统一，赋予文化遗产以深层的当代精神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