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门楼子九丈九，九条胡同九棵柳”，北京前门草厂的胡同群里，青灰瓦当连绵如浪，一座西洋风格的门楼忽然闯入视野，与周边中式院落相映成趣。大红门楣上，“惠州会馆”四字匾额笔力瘦硬如铁，那是晚清御史邓承修的“铁画银钩”。砖缝里的时光，从明末崇祯年间绵延至今，这座占地三亩、拥有66间房屋的院落，不仅是建筑史上“中西合璧”的标本，更是惠州人在京华大地上四百年未断的精神根系。
明末 北京惠州会馆创设
赴京应试的“公车士子”免费食宿，待任官员在此会商，往来商人当作驿站。
会馆的第一缕炊烟，升起于崇祯初年的寒风中。彼时的北京，宣南因毗邻顺天府贡院，成了各地举子的“京华驿站”，但惠州府籍人士却常陷窘境——从岭南到京城，千里路途需耗时两月，盘缠耗尽者只能寄身寺庙或民宅。这份窘迫，被时任都给事中的叶高标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叶高标是海丰县螺溪乡人（今属陆河县），天启四年中举，明崇祯元年与同乡林铭球、郑洪猷同登进士榜，创下海丰“一科三进士”的盛事。这位跻身朝廷核心言官的岭南才子，在歙县任知县时便以“育贤”闻名，曾亲自授课督学，促成歙县“一县六进士”的佳话，政绩被评为“卓异第一”。如今同乡在京漂泊无依，他当即拍板：“惠州人在京城，必须有个自己的家。”
明崇祯三年，叶高标拿出全部薪俸作为启动资金，逐一叩访在京惠州籍官员，动员众人捐出“津俸”共建会馆。《惠州西湖志》明确记载，他亲书“丰湖天际”四字匾额——“丰湖”是惠州西湖的别称，藏着对故土的眷恋；“天际”则寄寓“天高任鸟飞”的期许，盼家乡子弟在京华展翅。这座初建的会馆，被惠州人亲切地称为“丰湖馆”，功能极为清晰：赴京应试的“公车士子”免费食宿，待任官员在此会商，往来商人当作驿站。
更令人称道的是叶高标制定的《惠州会馆规条》，首创“公项管理”制度——会馆田产租金、同乡捐赠等收入专款专用，分别用于修缮、士子廪饩（食宿供给）和春秋祭祀。这套兼顾公益与可持续性的制度，被后世沿用近三百年，成为清代京城府级会馆的典范。清光绪《惠州府志》记载：“叶高标，倡立丰湖馆于京师，以便计偕谒选者，粤人至今德之。”从此，春闱之年会馆灯火通明，举子们切磋学问；平日里官员会商地方事务，商人互通信息，小小的院落成了惠州人在京华的“精神枢纽”。
清代 官绅合力修建
惠州会馆不仅是乡谊枢纽，更成了岭南文化在京城的传播窗口。
明末清初的战火，让丰湖馆一度倾颓。直到乾隆年间，一场由官绅合力掀起的复建浪潮，让这座会馆重获新生。连平人何廷楠撰写的《惠州会馆碑记》，详细记录了这段众志成城的往事，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历史佐证。
清乾隆十五年，31岁的翰林院编修黄叔显与刑部官员陈恒昌率先发声。黄叔显是连平州梅潼人，17岁中举，26岁成进士，少年得志却心怀乡谊；陈恒昌则是归善人，9岁能文，以清正廉明著称，曾革除河南“收科以斤十为三”的陋规，离任时郡人送“万民衣帐”立碑纪念。二人痛感“惠于都城无会馆”的不便，决心让同乡重拾“在京有家”的温暖。
倡议一出，应者云集。泰安司马陈赞熙率先捐银百两，这位惠东田坑古城人，是“陈百万”陈大绩的次子，继承了父亲“笃友爱好施予”的家风——陈大绩曾在饥荒年拿出千石谷子赈灾，出资修建九龙峰志荫亭，死后被诰封奉政大夫。淮安别驾赵师质、泰安刺史颜希深的父亲颜容穆紧随其后，各捐百两。赵师质在淮安任职24年，曾果断开仓赈灾，造“赵公桥”便民，连乾隆南巡都称赞其才干；颜容穆所在的连平颜氏，日后更成为“一门三世四节钺”的名门望族，祖孙三代出了四位总督巡抚。
捐款名单上，龙川刁光斗、刁鹏斗兄弟，归善黄国楹等官绅纷纷解囊，数额从三五两到五六十两不等，很快募集到六百多两。可买下草厂七条胡同一处房产需八百两，差额难住了众人。此时，在京候任的何廷楠与陈恒昌、海丰人陈衍周挺身而出——三人虽非富户，却以高利借款百余两，终于凑齐银两，将这座明代锦衣卫忠烈徐公的旧宅购入，改为新会馆。
会馆落成，但床几器具、房契税费尚无着落。即将赴甘肃庄浪任职的何廷楠，毅然从户部借支养廉银续捐数十两，托付陈衍周料理后续。清乾隆十七年，吏部主事彭礼接手馆务，改建大门、修缮围墙；两年后何廷楠回京，补设屏风、重修烂墙，还新订三本簿册，清晰记录建馆源流、捐资名录与收支明细。清乾隆四十年，何廷楠将会馆契券勒石刻碑，让这段官绅同心的佳话，永远定格在青石之上。
清代的惠州会馆，不仅是乡谊枢纽，更成了岭南文化在京城的传播窗口。清道光年间，连平颜氏的颜伯焘在会馆苦读时，常与同乡探讨经世之学，这位日后的闽浙总督，将颜氏“三十六字《官箴》”刻在会馆书房，“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的箴言，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惠州学子。而真正让会馆书法声名远播的，是晚清御史邓承修的题赠。
邓承修是惠阳淡水人，清咸丰十一年中举，以直言敢谏闻名，人称“铁面御史”。他常往来于惠州会馆，不仅题写了“惠州会馆”匾额，还书刻木联“天风吹滟黄花酒，皓鹤下浴红荷湖”，将岭南秋色与京华景致融于笔墨，其“铁画银钩”的风格，与会馆红砖拱券的硬朗相映成趣。这幅木联后来被居住在会馆的惠州学者陈渔洋珍藏，1993年捐给惠州市博物馆。
清光绪年间，会馆迎来最热闹的时光。每到春闱，来自归善、博罗、海丰等“惠州十属”的举子齐聚于此，举子们白天切磋学问，夜晚挑灯苦读，岭南口音的诵读声与胡同里的京腔交织，成了宣南独特的声响。从这里走出的进士举人多达数十人，会馆的青砖地面，仿佛都浸润着墨香与才情。
近代 重修与寓贤
1912年，惠州旅京同乡会成立，惠州会馆成了同乡会的办公地。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也终结了科举制度，惠州会馆的功能悄然转变。1912年，惠州旅京同乡会成立，会馆成了同乡会的办公地，昔日的举子书房，如今挤满了商议实业救国的商人与谋划地方建设的官员。可近三百年的风雨侵蚀，让会馆木材腐朽、墙体斑驳，濒临坍塌。同乡会当即发起重修倡议，这次他们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聘请德国建筑师参与设计，让西洋元素为古老会馆注入新生。
重修工程历时两年，耗费银元逾万。工匠们保留了会馆中轴对称的传统格局，却用红砖砌筑出线条利落的拱券门楼，圆形冲天柱直指天际，顶部收为尖塔形，青灰瓦当与朱红门楣点缀其间，西洋的硬朗与中式的雅致完美融合。《北京岭南文物志》收录的《重修惠州会馆补记》记载，重修后的会馆“富丽堂皇、宏伟壮观”，只是主持者廖维城因欠款未清，未及公布账目便在蒙古边疆病逝，账簿也随之遗失，成了小小的遗憾。
这座重生的会馆，成了惠州籍文人李绮青晚年的栖身之所。李绮青是惠阳县人，清光绪十六年中进士，历任福建、吉林多地知县，以耿直著称，不屑迎合上司，虽有惠民实绩却仕途坎坷。退隐后他旅居北京，寓居会馆期间，以卖文为生，为乡邻撰写寿序、墓志铭，笔墨间尽得东坡遗韵。1925年上巳节，文坛宿老樊樊山在陶然亭发起雅集，82岁的《清史稿》总纂赵尔巽、民国第一任总理熊希龄等109位名士齐聚，众人一致推举李绮青为雅集作序，正是看中他“笔致冲淡，品格高洁”。李绮青在序言中追忆古礼、记录盛事，更暗合岭南与北方士子的文化交融，让惠州会馆的文脉再次绽放光彩。
抗战爆发后，北京沦陷，会馆被日军强占为军营，院内藏书被焚毁殆尽，刚修复的建筑遭到严重破坏，曾经的书香之地变得满目疮痍。1938年，为躲避战乱的惠州人沈智夫搬到会馆居住，这位追随孙中山的同盟会成员、陆军中将，看着残破的会馆痛心不已，决心整理馆务、延续先贤遗志。他与同乡马克、张安德一起梳理文献，偶然从廖维城遗物中找到重修底册，“捐款收入与开支记录详尽无遗”，他当即决定公开底册，让这段重修往事重见天日。
抗战胜利后，会馆虽被收回，但历经战乱早已破败不堪，国民党政府忙于内战，无暇顾及修缮。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成立广东会馆财产管理委员会，由19路军军长蔡廷锴主持，沈智夫任副主任委员兼工作组长。在民国收藏家叶恭绰协助下，他们整理广东先民在京产业，1954年出版《北京岭南文物志》，何廷楠的《惠州会馆碑记》、沈智夫的补记都被收录其中，为会馆保存了珍贵史料。
此后数十年，会馆部分房屋被分给居民居住。居民们在院内搭建临时建筑，青砖地面被水泥覆盖，许多惠州籍人士来京寻根，看到会馆的破败景象无不痛心，呼吁保护的声音从未停歇。
2016年，北京市启动会馆保护工程，惠州会馆因其重要历史价值被列入重点名单。
当代 京华惠馆一脉承
转机终于在2016年到来，北京市启动会馆保护工程，惠州会馆因其重要历史价值被列入重点名单。考古人员在地下发现明代地基，证实此处确为锦衣卫徐达后裔旧宅；在正房梁架上，“岭南匠人李阿福造”的同治年间墨书题记赫然在目，成为研究清代建筑技艺的珍贵实物。修缮团队遵循“最小干预”原则，拆除临时建筑，重新铺设青砖地面，修复受损结构，既保留了民国门楼，又恢复了清代四合院格局，让会馆重拾岭南风情。
从叶高标“丰湖天际”的初心，到乾隆官绅的同心复建；从邓承修的铁画银钩，到民国的中西合璧；从战乱中的残破，到当代的重生，北京惠州会馆跨越四百年风雨，早已超越了建筑本身的意义。它是惠州移民史的缩影，记录着岭南子弟逐梦京华的艰辛与荣光；是科举史的见证，承载着传统教育的薪火相传；更是文化交融的象征，让岭南文脉在京华大地上生生不息。（罗春彦）
作者
罗春彦
惠城区政协委员、民革惠州市仲恺高新区支部副主委，民革广东省委会孙中山研究会理事、文化文史与学习委员会委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惠州仲恺高新区作家协会主席
主编说
严艺超
本文以一座会馆为微观史载体，串联四百年北京与惠州的互动，在建筑变迁中透视科举制度、同乡网络与近代转型。它超越了地方史叙事，成为探讨文化记忆载体、地域认同建构与中华文明跨地域流动的典范，兼具物质文化研究与人文精神追索的双重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