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是古代中国的最高统治者，他们被赋予了“受命于天”的神圣色彩，掌握着国家最高的权力。古时候一座山，如果能引起当时帝王的注意和重视，那么肯定就会名声大振了。罗浮山就是这样的一座名山，古代有10多位帝王都和这座山或这座山里的人有过交集。
仙山药源
帝王的求药问道之路
最早的是流传甚广的秦朝时秦始皇派安期生来罗浮采药的故事，但这毕竟是个传说，即使在最早的一部《罗浮志》（明陈琏撰）中，也只是说安期生卖药于东海边，见秦始皇，与之谈论三日夜，后安期生曾游罗浮，归隐于广州蒲涧。
说到帝王特意派人到罗浮山采药，历史上还真有这回事。那是在武则天时期，长安二年（702），武则天下诏派遣使者南下入罗浮山采药，学士张鷟书碑记其事，后民间传为采药迷路群象踏山成路的故事，这在历代志书中都有记录。
皇帝为什么会派人从长安跑到两三千里外的罗浮山来采药？因为罗浮山作为一座仙山、药山在当时很有知名度，它是传说中的“蓬莱仙岛之一股”，由东海浮海而来，自带神仙属性，加上东晋时期葛洪的传播力和影响力，罗浮山从传说中的仙山变成了现实中的寻仙问道中心。
罗浮山在唐代帝王心中很有分量，唐太宗李世民的《晋祠之铭并序》中就有“岂如罗浮之岛，拔岭南迁”“故知灵岳标奇，托神威而为固”的赞美。罗浮山本身又是一座药山，是举世公认的天然中草药宝库。它地处岭南，地理条件优越，洞天福地，冬暖夏凉，非常适合植物的生长，中草药资源十分丰富，据统计有1300余种，其中不乏灵芝、沉香、还魂草、九节菖蒲等“仙药”，自秦汉以来就吸引着四方人士前来问方寻药。古代皇帝为了求健康、求长生，常常会派人到罗浮山这个“仙药圣地”来采药。
佛道争辉
皇家寺院与道观的兴衰
关于武则天与罗浮山，还有一事值得一提。长安元年至四年，武则天召罗浮山南楼寺高僧怀迪至京中，参与翻译《大宝积经》四十九卷，怀迪与僧人深亮等负责证义，并订正旧译之误。事毕怀迪返回罗浮山，请准于卓锡泉畔建中阁院，中阁院后来成为罗浮山地标性建筑，出现在苏轼、孙载、陈元晋、留元崇、蔡元厉等名贤的诗文中。
唐会昌元年（841），李炎即位，史称武宗。他任用李德裕为相，改革弊政。打击藩镇和佛教，崇信道教，好谈神仙，特派遣中使前往罗浮山迎请道士邓元起、轩辕集进京，于会昌五年（845）开展排佛灭佛行动。唐武宗沉迷于长生术，结果服丹身亡。唐宣宗李忱即位后，很快就恢复了佛教地位，杖杀罗浮道士邓元起，将轩辕集驱逐回罗浮山。到了晚年，唐宣宗也迷恋起了长生术，又派人前往岭南召罗浮道士轩辕集进京。轩辕集留京一个多月，就坚请还山，宣宗请求再留一年，但轩辕集已无留意，大中十三年（859）被放归岭南，一时之间京中名流纷纷作诗相送。
五代十国时期，南汉乾和十六年（958）南汉中宗刘晟驾崩，刘继兴继位，改名刘鋹，改年号为大宝。他沉迷于道术，梦见有神人指点罗浮之西去延祥寺之北有两峰相叠一水对流，可以为宫。于是派人上罗浮寻得此地建为天华宫，又改天华宫为黄龙洞，“无事则为临赏之乐，警急则为逋逃之所”。传南汉末年罗浮村民掘出古剑一柄，上有“丁亥出圣君”之谶。宋太祖赵匡胤即位后，派遣中使奉金龙玉简之典前往罗浮山礼修国醮，恢复唐朝旧制。
宋真宗赵恒信奉道教，景德四年（1007）冬，他派遣内侍李怀信于罗浮山中阁建道场设醮事，前后共七昼夜，有文记述其事。元祐二年（1087），宋哲宗赵煦下诏赐罗浮山“冲虚观”匾额，将“都虚观”改名为“冲虚观”，以更切合道家意旨。宋徽宗赵佶即位后，尊信道教，大建宫观，自称教主道君皇帝，组织编成《政和万寿道藏》，下令编写道史和仙史，在地方上大建宫观，罗浮山荒废的古观都得以修复，道教在山中得以发展。
醮祭国典
罗浮山与皇权的神权仪式
唐天宝二年（743）天下大旱，唐玄宗李隆基下诏派遣道士申泰芝前往罗浮山都虚观设坛祷雨，郡县长官致祭，申泰芝在罗浮寻得古乐器一套献给皇上，王维为此撰写《贺古乐器表》，言罗浮山有五野猪，化为石物五枚，取以扣之而音律相和。就在此年，中使何行成奉玄宗皇帝敕令前往罗浮山迎释迦像供奉，事成后回朝复命，携带南楼寺僧所种植的珍柑入贡，唐玄宗为罗浮山南楼寺赐额“延祥之寺”，赐柑园为“御园”，后来人们称罗浮柑为“御园柑”。唐玄宗后又派遣长安道士司马退之前往罗浮山采药，司马退之有《洗心》诗记之，其中有“罗浮奔走外，日月无短明。山瘦松亦劲，鹤老飞更轻”等名句。
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十月十五日，惠州守郑康佐奉宋高宗赵构之旨到罗浮山主持醮祭活动，使命完成后，郑康佐在罗浮山水帘洞题名并刻石。淳熙元年（1174）十月，宋孝宗赵昚下诏令惠州守王宁前往罗浮山主持醮事，时天出庆云，白玉蟾撰写《庆云记》记述了这件事。淳祐四年（1244），宋理宗赵昀下诏令惠州太守赵汝驭前往罗浮山主持醮事，为民祈福，赵汝驭有《罗浮山行记》记录其事，文首言“将天子命，福吾民也”。李昴英作《飞云顶开路记》，文首言“天子赐赵侯履于惠，得护名山，衔命醮祭”。到罗浮山举行国醮祈福，渐渐成为一种国家定制，定于每三年逢寅、巳、申、亥年的十月十五日举行一次，由冲虚观住持道士主持，十分隆重。
元大德十一年（1307）正月，元成宗铁穆耳病逝。五月，怀宁王海山继位。七月，新皇帝正式登基，史称元武宗。惠州路官员奉五月二十二日诏书，前往罗浮山冲虚观设醮以祝“圣人万寿，太子千秋”，惠州路陈翊作《登山记》记述了这件事。至大元年（1308）十月，惠州路同知完颜可山，经历韩良，遵国家旧典，率领僚属奉元武宗之命前往罗浮山设醮祭祀，道箓黄菊岩、道判周樵隐等参与其事，惠州守赵孟杰作《醮山记》以记之。
古代皇帝派人到名山举行道教国醮，核心是想借助道教仪式沟通“天人”，向上天祈福禳灾，祈求国泰民安、皇权稳固，同时以宗教权威来强化统治的合法性。朝廷通过主导国家级的道教仪式，将民间道教信仰纳入官方体系，这样既能管控地方宗教力量，又能借道教的文化影响力来凝聚民心。
御笔题匾
明清皇帝的褒扬与向往
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明太祖朱元璋征选罗浮山明福观通晓道教音乐的道士徐子明进京，赐住神乐观，主持京城道乐编排演奏等事务。永乐十年（1412）春正月，神乐观道士徐子明以年老不能供事，请求告老归乡，永乐帝朱棣怜悯其年老，特下诏允许他返回罗浮山，京城中岭南名流纷纷征集诗文歌赋为其送行。
爱新觉罗·福临是清朝定都北京后的第一位皇帝，年号顺治。他六岁登基，由叔父睿亲王多尔衮摄政。顺治七年（1650），多尔衮出塞射猎，死于滦河，福临提前亲政。他和罗浮人高僧行森交往密切，以师兄弟相称。行森字慈翁，号茆溪，俗姓黎，是明末刑部侍郎博罗人黎绍爵之子，家在罗浮山下。二十七岁时随罗浮山华首台道独禅师出家，再往浙江云门寺参学于雪峤圆信，赴湖州报恩寺谒玉琳通琇禅师，成为临济宗传人。顺治十七年（1660）行森随师应诏入宫说法，大得钦敬，欲封之为禅师，行森以不敢和师父同受封号为由力辞。雍正十一年（1733），雍正帝胤禛追封罗浮人行森为“明道正觉禅师”。
嘉庆七年（1802），博罗民乱平定，有司言称是得罗浮山神灵庇佑，嘉庆帝颙琰为之题匾以示褒扬。是年九月二十五日，朝廷颁发广东博罗县罗浮山葛仙庙御书匾额，题曰“惠民佑顺”，意思是希望罗浮山神灵施恩惠于百姓，保佑庇护百姓平安顺遂。匾额今存于冲虚观，葛仙庙即今之冲虚观。
嘉庆十年（1805），嘉庆帝又御赐罗浮山葛仙庙匾额，题曰“燮元赞运”，意思是能调理国家大政，稳固天下根基，辅佐君主顺应时运。这块匾额今天也完整地保存于冲虚观偏殿之中。
嘉庆二十二年（1817），广东巡抚董教增离任，进京考绩。他擅长绘画，曾游罗浮山，知道嘉庆帝对罗浮山很向往，特地绘制青绿山水《罗浮山图》回京复命。
末代遗韵
溥仪与罗浮文人的情缘
爱新觉罗·溥仪是清朝的末代皇帝，年号宣统。他和两位罗浮人有密切的交往联系，一位是张其淦，一位是陈伯陶。
张其淦和陈伯陶早年都曾在陈铭珪主持的罗浮山酥醪别院中读书，后都考中进士入了翰林院，辛亥革命后两人退隐又都担任过罗浮山酥醪观住持，张其淦道号永豫，陈伯陶道号永焘。宣统二年（1910），授安徽候补道员张其淦为从一品荣禄大夫，赏戴花翎，后改任安徽提学使，管辖全省学政。陈伯陶在光绪十八年（1892）殿试考中一甲第三名，俗称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后擢升江宁提学政，署江宁布政使。
光绪二十二年（1896）六月，陈伯陶自日本考察教育回国后，协助两江总督端方于南京创办暨南学堂，培养侨生，这就是今天暨南大学的前身。宣统三年（1911）革命军攻破广州后，广东教育总会长陈伯陶弃官归里，后避居香港九龙，潜心著述。他以遗民自居，和逊位后的皇帝和皇族成员保持着密切联系。
1922年11月，溥仪大婚，陈伯陶北上入京朝贺，得赏赐七宝镶盖金盒，并赐“玉性松心”匾额。1930年6月，陈伯陶北上天津于静园觐见逊帝溥仪，逊帝为他亲笔题写“至诚通神”四字。可能是因为这次北上觐见一路舟车劳顿，仅仅两月余，同年的八月二十日，陈伯陶病卒于香港九龙寓邸，享年七十六岁，逊帝溥仪为其赐谥“文良”。
（吴早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