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锋
2月7日，以全集再版的影视剧改编小说《富甲天下大盛魁》，在呼和浩特市举办了新书首发式。我作为电视连续剧《大盛魁》的编剧团队成员和小说联合作者之一，专门从北京赶来与会。现场嘉宾云集，书香满溢，在浓浓的喜悦之中，既有回忆的感慨，也有沉思的总结。现场发言时，我说了这么一段话：“有的朋友可能会担心，大家都说，如今已经是自媒体和AI的时代了，读书的人似乎越来越少，你们难道就不担心自己作品的前景吗？我的回答是，不担心。因为，我始终相信一件事：人类永远需要一个好故事！需要好故事，深深地刻进了人类的文化记忆，不管传媒的形式怎样千变万化，日新月异，这一点是从来没有改变过的。而我们的小说，其中就蕴藏着一个好故事，只需要等待热情的读者们去把它打开。”
那么，这个像一坛多年老酒一样的好故事，又是怎样酝酿出来的呢？
2010年，电视连续剧《大盛魁》历经数年奋斗，终于摄制完成。这是以王新民导演为首，整个团队踏冰卧雪、呕心沥血所打磨出来的原创剧本。把它改编成小说，很快就在团队内部形成了共识，并最终确定由我与编剧团队另一位重要成员王路沙一起来承担这项工作。当年小说出版了第一册，不过其后由于种种原因，后续的出版发行搁浅了。
时间来到2023年，《大盛魁》实现了在内蒙古、天津、山西、湖北四大卫视及乐视网的同步播出，与全国观众见面，并以喜人的播出数据，获得了一定的影响力。在这种形势之下，小说再版也被提上了日程，而我和王路沙对此则更有信心，更有干劲了。我们对之前的旧书稿进行了大幅的精修，包括将原来的“三部曲”改为上下两册，达到与电视剧的同频，也更适合读者的阅读。
在联合创作中，我和王路沙有着默契的分工。王路沙比较擅长宏观的故事框架的构建，他又是土生土长的呼和浩特人，对于本地历史和民俗信手拈来。我的大学专业是社会学，平时也喜爱各种体裁的文学，我把这些都注入到了写作之中。
从剧本到小说，是完全不同的体裁和创作要求。我和王路沙有几个大的原则，是我们当初开始小说再版历程之时就确定下来的。
一是在整个电视剧的写作过程中，我们团队积累了关于“大盛魁”历史的海量素材与资料。数易其稿的剧本修改，有一些我们自己都觉得相当精彩的情节，最后定稿时不得不忍痛弃之不用。而在小说里，这些素材和情节，我们可以用合适的方式重新安排。
例如，两位主角、同属大盛魁创始人的王相卿和张杰在早期相遇时，处于一种互不信任的氛围，结果一个情节成为潜在的重要转折，也是《大盛魁》初稿剧本里面一场重头戏：他们遇到一条掉进陷阱的草原狼，王相卿不想理会，但张杰却冒着危险，把狼救出了陷阱。在初稿剧本中，二人还有这样的对话——
张杰：“要是一个人和一条狼都遭了难，我宁肯救狼！”
王相卿：“为甚？狼会吃人，人还会吃人么？”
张杰：“狼吃人，那是天性，而且它决不遮着藏着，你也知道，防得住。可人呢？你甭想知道一个人揣的是啥心思，到头来，若是让人害了，比被狼吃了还要惨呢！”
对于“张杰救狼”的情节，王新民导演和整个编剧团队当时都感到非常满意，但可惜后来考虑到拍摄的实际难度，还是把这场戏删除了。不过，它的传奇感，放在小说里头却是比较适宜的。这个情节对于塑造张杰这个人物的独特魅力，是有极大帮助的，能够使读者从这一极致的行为，去联想人物曾经有什么样的遭遇，形成了他什么样的内心。从王相卿的角度而言，这也是一个对他的触动，大盛魁未来大掌柜和二掌柜的联结，在此处已然有了扎实的注脚。
我们确立的第二个写作原则，是尽管小说来源于剧本，脱胎于剧本，但小说就是小说，有它自己的呼吸、自己的脉络、自己的生命力。这也是我和王路沙从一开始就自我要求的，如何实现从“影视感”到“文学性”的切换，属于一种体验非常不同的学习过程。与影像相比，文字带来的，完全是另一种想象空间，更细腻，更微妙，更能够扩展。我们在尽量保留剧本特色的基础上，按照文学创作的规律，努力让大盛魁的世界、生活在这个世界里的人物和他们的生活以及命运，鲜活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这条原则的典型代表就是剧本和小说中的孙家第三代掌门人孙学增。他是剧本里台词提到过、但没有具体出场的角色，属于小说的二次创作。在书中，这个角色大大地丰富了孙家的人物线，并且有他自己的气质。孙学增将爷爷孙书同的传统性与父亲孙文举的悲剧性集于一身，构成了一个家族兴衰的完整面。
三是创新。作为《大盛魁》剧本的原创编剧，我和王路沙深知，我们笔下的故事，除了它的艺术感染力，还有更为重要的，那就是它的历史文化内涵与蕴藏其中的商业哲学，有着直接的现实意义。而要满足这种综合性、多层次的表达，恐怕常规的写作手法是难以完成的。因此，我们尝试着找到属于这个题材本身的最佳形式。
科幻大师刘慈欣说过，他想让自己的小说像是“未来的编年史”。我们的方法与之有一点儿相似，就是专门设计了夹叙夹议、跳进跳出等技术手段，以及大量使用史料和经济学知识。《大盛魁》的历史背景，跨越了清朝的康熙、雍正两代皇帝。在写作中，我们搜集各种与这段历史相关的素材，以此构建文本的时代感和人物的行动空间，像写到“康熙召见萨瓦”这一章节，还专门检索了真实的俄罗斯使臣到访清朝的文字记录，这其中就有萨瓦本人的，实现了史实与虚构的“互文”。这些使得小说不仅是在讲述一个故事，也像是在对一段真实发生的历史进行归纳与评论，让小说的文学意义和社会意义能够兼容。我们觉得，只有做到了这一点，这个改编，才是没有辜负这个文本的独特性，还有当初做这件事的初心。
回望来时路，可忆可感的还有很多。但是现在最重要的，是已经面世的《富甲天下大盛魁》，未来会在读者们那里得到什么样的评价。这是一个作者最向往也最忐忑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