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孙岳龙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句简单的古语，深刻地道出了美食和地域文化之间的紧密联系。不同的地理和人文环境，总能孕育滋养出各具特色的饮食文化。呼和浩特美食众多，烧卖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
烧卖早已不是一地独有的美食，由南至北，它还有捎卖、稍美、肖米、稍麦、稍梅、烧梅等不同名称。这些名称或源于销售方式的“捎着卖”，或来自描写外形的“梢头如梅花”，说法不一而足。言及这种食物的源头，知名作家邓九刚告诉记者：烧卖是来自古波斯的一种食物。有学者认为，“烧卖”一词可能来自突厥语“shirme”（音，意为皮囊、口袋）或是蒙古语“suumai”（音，意思是冷却的点心）的音译。
《清平山堂话本·快嘴李翠莲记》中记载：李翠莲在夸耀自己的烹饪手艺时说：“烧卖、匾食有何难，三汤两割我也会。”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春子告诉记者，《快嘴李翠莲记》说的是东京汴梁城里的故事，应发生在宋朝时期。照此推断，宋朝时就有烧卖了。其中的“匾食”即饺子、馄饨的统称，和烧卖一样，也是典型的北方面食。
不过，《清平山堂话本》的编者洪楩是明代嘉靖年间的人，他所记载的故事只存在于这个话本里，其所述烧卖出自宋朝的说法现在也已经难以考证。刘春子补充道：在元末明初出版的专供朝鲜人学习汉语的教科书《朴通事》上，有元大都（今北京）出售“素酸馅稍麦”的记载。该书在“稍麦”的注释上有“以面作皮，以肉为馅，当顶做花蕊……”“皮薄肉实切碎肉，当顶撮细似线稍系，故曰稍麦”之句。照此一说，元朝时烧卖已经出现，并盛行于元大都了。
关于烧卖的起源虽说法不一，但大家的共识是：烧卖迎来黄金发展期就是发生在清代归化城中的事。许多来自中、俄、蒙的商户为了行事方便，将总部设在万里茶道上的枢纽城市归化城，使其成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和货物中转站。《绥远通志稿》中记载：“惟室内所售捎卖一中，则为食品中之特色，因茶肆附带卖之。俗语谓‘附带’为捎，故称捎卖。且归化（呼和浩特）烧麦，自昔驰名远近。外县或外埠亦有仿制以为业者，而风味稍逊矣。”
盛行于归化城的烧卖随着商贸活动逐渐流传开来，并在各地出现了不同的做法。明代《金瓶梅词话》中出现过“桃花烧卖”，清代《儒林外史》中则有“猪肉心烧卖”。时至今日，全国各地烧卖的品种更为丰富，制作手法也迭代更新。河南有切馅烧卖，四川有玻璃烧卖，安徽有鸭油烧卖，杭州有牛肉烧卖，江西有蛋肉烧卖，苏州有三鲜烧卖，湖南有菊花烧卖……而说到“正宗”二字，仍然要首推当年的归化城。“直至民国期间，北京、天津等地的饭馆也有以‘归化城烧卖’‘正宗归化城烧卖’的招牌来吸引顾客。”刘春子对记者说。
烧卖流传得愈加广泛，关于它的传说也愈加丰富生动。刘春子向记者讲述了另一种民间说法：烧卖之所以叫稍麦，是因为北方小麦每年四五月间抽穗开花，远远望去，麦穗上如同覆盖了一层白色花粉。花粉越多，麦粒就会越饱满，预示着收成越好。为了庆祝粮食丰收，人们就做出了这种包子不像包子、蒸饺不像蒸饺，形似麦穗的吃食。为了仿照得像那个样子，烧卖收口处用的白面粉是事先蒸熟了的。这样，蒸熟的烧卖顶部那层薄薄的干面粉，就如同成熟麦穗上的那层花粉了。类似的传说故事不一而足，都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望。
民以食为天。美食作为大众的共同追求，不仅是味觉的享受，更是文化的载体。它们跨越了民族的界限，丰富了人们的餐桌，也让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成为不同文化在润物无声中不断交流融合的使者。追溯烧卖的起源与发展，农耕民族的精致细腻与游牧民族的粗犷豪放在呼和浩特地区相互交融的脉络也逐渐清晰。多元一体的中华传统文化，塑造了更加多元且独特鲜明的饮食体验。
作为中华美食的一员，烧卖无疑见证了呼和浩特这座城市中，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成为地方文化的独特表达。在美味之外，它更作为中华文化交流融合的先遣使，在兼具精致与包容的中华文化传承中，让人们在品尝间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文化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