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明奎
（一）
《大后山》作者刘玉昌（笔名刘洋）与我同乡，近年来，他一直致力于大后山传统文化研究，并且成立民间研究团体，出版系列专业丛书，做了许多实实在在的事儿，这点真不容易。
通读这部长达百万字的书卷后，第一感觉是该书真实地还原了大后山地域百余年的历史，可谓是佐证地方志的一部民间史。其讲述人正是作者的父亲，小的时候我对他多有耳闻：二号地有个干部叫刘永胜，他是从我们偏远山区走出去，端上公家饭碗的人，为我景仰的前辈。我印象中，似乎见过这位乡村干部，下乡时骑一辆破旧自行车，村里开大会，几百号村民黑压压一片，他说话声音洪亮，好像麦克风扩了音。
读这部书方知：我的恩师徐煜与刘永胜是同学，刘永胜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大后山一带最早的公办教员。当年，徐老师与刘永胜一起投身于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响当当的新青年。由此，我在读这部书时，便有一种来自于家乡的天然亲近感。可以说，《大后山》是由父亲口述、儿子记录，然后编撰成书的。于是，从文学评论的角度讲，这里略说一二。
首先，这些语料是作为文学创作的素材呢，还是该地区的历史文献资料呢？如果是前者，书中出现了许多真名真姓的人物，来不得半点虚构；如果是后者，口述只具有田野作业的人类学价值，还不能简单当作史料。第二，本书封面上标记是纪实文学，这其实是一个吊诡。多年来，我已不再读以文学为标签的作品，因为自新时期纪实小说张扬以来，此类文学太多了，一会儿叫原生态，一会儿叫纪实性，还有的强调在场性，汇入先锋派的那一路甚至没有标点，连话说得都不够格。《大后山》显然不入此流，那么，就只好从实情这一维度来读。第三，我是把它作传记来读的，传记是要经得住历史考据的：真实性，历史感，客观化是三个硬指标。真实性不会有问题，历史感也不会出问题，客观化就比较难：不是从个人好恶出发，一己拘狭，独出心眼。而是要总揽全局，顾及具体，公正评价。全局是什么概念？本书的全局是从清末民初到改革开放，这个时间跨度能够承载多少历史变迁呵！还包括空间：从山西到内蒙古，从清水河县，再到大后山。还包括社会、世道、人心；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到改革开放之初，大后山地区的社会变迁、生产生活。而贯穿几个层面的核心线索就是刘永胜从孩提时代独闯大后山到青年时代发家致富，再到当干部、成家立业，与周边亲戚朋友往来，直至退休还家这样一个充满艰辛又无怨无愧的人生历程。换言之，刘永胜既作为一条叙述主线牵引着全书的建构，也作为一个确定的视角映照出一代人、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历程，他让我们看到中国社会如何从艰难困厄中挣扎出来，走向今天的幸福安康。第四，我在《大后山》里没有发现一个坏人和恶人，当然难免个别小人。我感觉还不是为了避免文本之外的麻烦，而是心性照宇，光明铺地，大千世界，无非良善。文本表现人物颇似古人：隐恶扬善，中允而论。由于作者写的是真人，知根知底的就可能深知其人详知某事，譬如，某人在历次事件中手段残忍表现极坏，有许多劣迹，但是他的笔下，那些可以忽略或别出歧解的劣迹被隐去了，只留下中性的甚或微善的方面。这就叫人品。那么，这是不是客观化呢？许多朋友也许并不懂得：评人论事虽亦求实，但更看重评论者的心性和气度。古人有知人论世之说。所以我理解为，即在客观叙事的过程中，对于具体的人或事，其价值主导是善意的和优雅化的，并不苛酷于真实度，重在价值导向从而关照视点的可控性偏移。所谓知人论世讲的是知其人而论其世，亦即给人留有一定价值空间，通俗地讲就是给人留一点余地。古人讲，规过避私室，扬善到公堂。行文论事，对于社会和世间的一切，其实都是一样的。
《大后山》整个文本有一种浓郁凝重的历史感，叙述开阖有度，舒卷自如，笔势浩荡而雄浑，人物跃然生动。但是有一点，无论评骘时事，还是臧否人物，都没有随大流、说假话，而是真人真事，据实写来，既不隐恶，也不溢美，从各色作略中披沥出每一种人品，最后归根于善性。说到底，政策承载的是天道，落实和执行还是要看人的心性和品行，这就是看他如何理解政策。我再一次举这个例子：上世纪四十年代，当村里分浮财时，刘永胜时任农会保管员，他没有通天本领，不能改变任何状态，但是没有忘恩负义：他是逮着空给财主婆送回去一匹从她家搜出来的绸缎，这不是经济支持，而是心理支援。他让这位老婆婆知道：这个世界还没有禁绝人心和温暖，虽然它已非常昂贵。这就叫顾及具体；换言之，刘永胜之所以敢这么做，感恩之外还有另一层分析：这位老婆婆是个好人。与那些趁人之危、落井下石、见利忘义的小人和恶人比，刘永胜的确有着常人难能的善心和德行。
（二）
可见，口述史也并不就是民间性，举凡人进入的创作或编辑都会代入价值导向和主体评价，真正的民间恰恰不是如学者所理解的田野的固化性和质实性，相反，其根源性和本真性在于心性和品行，就是相对于纯客观性的天理良知。而我们阅读《大后山》就会有三分对于作者的信赖，这是对人最起码的尊重。这使我想起中国小说的传统理念。一百二十多万字《大后山》可谓长篇巨制，步入今天的文学殿堂也无疑问，但口述性质大大增加了其史实价值和文献意义。从文本看，与其它同类作品不同的地方是：它以大时代和大地域的概观勾勒出了那一时期中国农村社会的全貌，其波澜壮阔之势我们用狂欢化来概括。狂欢化不能理解为专写狂欢，如巴赫金那样完全进入民间民俗的文化分析。是区别于西式的线性逻辑结构和人物典型化叙事，以散点透视和立体多维来宏大叙事，“框内”人物与画外读者是互动且能沟通的。整体看是涵泳万象包容生动，人物应运而至，事件波回浪叠。核心人物是其核心，但不是总纲，而只是一条经线，全篇网面还是以事件的滚动来缔结的。在社会这个大网面里，人如潮，事如织，汹涌而来，奔竞而去，巨细无遮，行云流水。比如，《大后山》写到刘永胜的第一次婚姻：杨家因弟兄俩分家触了霉头，全家人暴亡，只剩一女，乃娶为妻。建国伊始，事杂人众，两人情性不合闹了饥荒，杨女回到爷爷家。此去竟未返还，死于疾病。这是一个苦尽头的女子，其命运与旧中国大多数女子一样，令人唏嘘，恕不赘论。我只从文本讲，此系叙述之边末，是狂欢化题材运动中的一脉支流，完全可以忽略。但是作者把她记写下来——我们知道，狂欢式生态文本的显著特征就是于散文化叙事中突出或插入令人心警的启示或训诫。大后山秧歌车灯表演进入狂欢化时，会有一个突然的停滞或陷入：要么道路遇到险阻，要么车子陷入泥沟，全心齐力，团结奋进，把狂欢变成紧张，把紧张变成玩弄，把玩弄变成庄严，从而回归本体性。理解至此，我们就注意到《大后山》随处点缀和镶嵌的那些民俗知识：关于狼，关于仪典，关于生死……这些唯独属于大后山特定时间节点的事象和风情，构成狂欢化文本，是真正的生命原生态。其价值不在于技艺，而在于人存活于斯时斯世对于地理、对于宿命的领承和体认。狂欢化的另一特点是多声部：与本体同一性相悖，多声部强调作者以及叙事单元的相互拒斥和张力结构。每个个体都是一个世界，每个世界都是一种不可重复的个体性涌现，但相互之间又互文涵化，不是分裂或割离。狂欢的本质是解放与警觉抻张的价值幅度，一个从时空绵延着生长和破解的生命场域。该段落叙事并不是边枝末叶可有可无，而是“散文化叙事中突出或插入令人心警的启示或训诫”。那种无可言诉的悲凉和怜惜是关于良心和善意的自觉。本书似乎在告诫读者：哪怕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旧时代有缺陷的女子，她仍然在拷问着我们的良知：对于她，我们公正吗？我们有过善意的理解和深挚的体贴吗？她的去世并不影响叙述的整体脉络，但是作为一个插曲，她构成整体叙事的泛音或杂质，是天地人生间永远不会逝去的忧伤和痛楚：因为我们忽略了一个生命，一个可能并不邪恶且有大悲的可怜女子。生命生长是自然的和解放的；破解邪恶就是警觉的和灵感的。当解放与灵感、警觉与自然在一个时空同一性生命场域涵化共在，生命就以嗑噬相应的方式破解而生长了。杨女在后面的历史叙述中再无余响，但从潜意识看，她构成刘永胜一辈子的遗憾，不是因为爱，而是因为忽略。其后的生命中，他格外警觉和细心，对于危难者倍加关怀和体谅。他绝不伤人，尤其不能不顾他人的死活。这与那些骄狂得志的歹人不可同日而语。
这使我再一次想起徐煜老师，后来他学了中医，更直接地医世救人了。其晚年景况良好，这叫做善有善报。古人又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一个人的朋友就是他人格和人品的注脚。徐老师作为刘永胜的好友，是我在数十年后，再度理解童年、理解那个时代的一个重要导向，也是精神指航。这使我理解了：深透世情者智，了悟天道者慧，修积下德性了，故尔近乎圣。
（作者系中国红楼梦学会会员、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湖州师范学院教授，本文收录于作者国家级研究课题《生态叙事的本体性研究》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