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弟弟相差两岁，我属虎，他属龙。大人们总说“龙虎斗”，可在我家，这条小龙打小就处处让着我这只“小老虎”。弟弟大伟皮肤白净，说话慢条斯理，我却风风火火，嗓门大、脾气急。母亲常念叨：“你呀，就欺负弟弟老实。”
那是暑假里的一天，天热得连蝉都快叫哑了。母亲下地前嘱咐：“锅里温着粥，晌午你俩对付一口。”可我们不想“对付”。“大伟，姐给你做疙瘩汤！”我挽起袖子开始忙活，这个决定后来让我后悔了很久。我从没做过疙瘩汤。先舀水烧火，灶膛里填上玉米秸秆和棉花柴，我划了好几根火柴才点着。水开了，我开始和面，结果面太稀粘了满手，加面又太干，折腾了半天，盆里成了一团卖相难看的黏糊疙瘩。
我把疙瘩一坨坨往锅里扔，大小不一，在沸水里翻滚得像一群乱扭的蝌蚪。我尝了口汤，没味儿，抓起盐罐又舀了一大勺，还是没味儿，于是又加一勺。弟弟尝了小半碗，脸上表情复杂，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最后只说：“嗯……还行。”
我自己盛了一碗，一尝——咸，太咸了，咸得发苦。疙瘩也没熟透，外面软了，里面还是生的，嚼起来咯吱咯吱，像在啃橡皮。我端着碗愣在原地，鼻子突然有点发酸。
“姐，没事。”弟弟端着碗，已经吃了大半，咸得直皱眉也没放下，“多喝点水就成。”我看着他腮帮子鼓鼓囊囊地嚼那些半生不熟的疙瘩，忽然觉得他一点都不像个小孩子。明明比我小两岁，那一刻反倒像个大哥哥。
那年冬天，腊月二十三，小年。隔壁二大爷又喝多了。他老伴走得早，儿女在城里，一个人守着三间大瓦房，喝醉了就爱骂人。那天他骂的是我妈，从下午一直骂到天黑，我妈气得直抹眼泪。我攥紧拳头，把弟弟叫到跟前：“大伟，咱去把他家烟筒堵上！”弟弟瞪大了眼睛，过了好一会儿，抬起头，眼神里有种我从没见过的坚定：“姐，你说咋弄。”
天黑透了。我俩搬来梯子，靠在二大爷家东墙根。我往上爬的时候腿直抖，不是怕高，是怕被抓住。弟弟在下面扶着梯子，声音压得极低：“姐，你小心点。”我摸到铁皮烟筒口，烫得赶紧缩回手。房顶上有几块碎砖头和一捆玉米皮，我拿起两块砖头叠着压在烟筒口，又盖了一层玉米皮，两脚踩瓷实。
不到十分钟，二大爷家屋里就传来剧烈的咳嗽声，接着是哐啷哐啷开窗户的声音和叫骂声：“哪个龟孙堵了老子的烟筒！”我捂着嘴笑得蹲在地上，弟弟也笑了，却一边笑一边往窗外张望，留意有没有人过来。
第二天，我们笑不出来了。二大爷挨家挨户问是谁干的，问到我家时，我妈不知情，还帮着骂：“谁这么缺德。”弟弟站在旁边，脸涨得通红。二大爷走后，我妈把我们叫到跟前：“是不是你俩干的？”
弟弟先开口：“妈，是我干的。二大爷骂你，我看不惯。”我急了，赶紧说：“不是他，是我想的主意，大伟只是帮我搬梯子。”我妈看着我们，沉默了好半天，最后叹了口气：“你二大爷嘴碎，但人不坏。明天跟我去道歉。”
第二天，我们端着母亲包的饺子去二大爷家。二大爷看见我们，愣了一下。弟弟先开口：“二大爷，烟筒是我堵的，对不起。”我赶紧补充：“是我出的主意。”二大爷接过饺子，突然笑了，笑的时候眼眶红了：“行了，两个小王八蛋，还知道来认错。”我们转身要走，他喊住我们：“大伟，你姐性子烈，你跟着她没少吃亏吧？”弟弟回头看了我一眼：“没，我姐对我好着呢！”我扭过头，没让他们看见我泛红的眼眶。
后来我们都长大了。弟弟考上省城的大学，学的是土木工程；我则去了南方，念中文系。一年到头见不了几面，可每次回家，他总会给我带些东西。有一年过年亲戚聚会，有人问弟弟：“你姐小时候老欺负你，还记得吗？”弟弟端起酒杯，笑了笑说：“那哪叫欺负。我姐嘴上厉害，心里却软得很，小时候护着我，比谁都护得紧。”
我坐在旁边，许多往事涌上心头。想起高考那年，他每天晚上都等我下晚自习，给我热一杯牛奶；想起他在电话里听说我工作不顺心，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来看我，开口第一句就是：“姐，没事，有我呢！” 我妈在一旁看着我们，说了句：“你俩小时候一个锅里搅过马勺，一起用砖头堵过二大爷家的烟筒，这辈子啊，谁也离不开谁。”
是啊，那锅咸得发苦的疙瘩汤，那个被砖头堵上的烟筒，那些吵吵闹闹却又彼此护着的日子，都被时间酿成了童年最甜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