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小军
刘维嘉的纪实散文有明显的存史意识，这是我读他新近出版的《漕畔文痕》最直接的感受。这本散文集洋洋洒洒30万言，分出“文脉传承”“人物春秋”“时光拾遗”“古郡风物”和“市井温情”五辑。“漕畔”的实与“文痕”的虚两条线索相互交织，共同演绎“艺术与技艺的薪火相传”“岁月里的故事与坚守”“记忆里的文化符号”“建筑与自然的时光印记”和“烟火里的人文底色”，书写具有上千年历史的漕运码头，细致描摹通州这片热土上的民间世象，以及在今天它成长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时代背景下具有填补空白的文化意义。
捧读《漕畔文痕》我首先想到的是通州的漕运历史。作为京杭大运河最北的起点，它今天仍然保留着诸多历史遗存。明代以降形成的石坝、土坝码头，禄米仓和南新仓，都是当年转运京仓、通仓漕粮的历史见证。2009年拍摄的电视剧《漕运码头》，完整再现了漕船靠岸后军粮查验、转运入仓等流程。这是通州的历史，更是这片土地厚重的本色。纪实散文集《漕畔文痕》记录了这片浓缩厚重历史的土地和人民，无疑为它新增了一抹亮色。
《漕畔文痕》广泛涉猎艺术、人物、文化、风物、市井。它写京剧世家，写战争岁月的英雄，写古老的村庄，写这片土地上的古树，写“万通酱园”和土味的集市，那毛茸茸的细节让人犹如亲临现场。读到《邢各庄的花炮》时，我被“北京历来有飘来的城市之说”这句话吸引了。“元朝在北京立都之初，大量的建筑材料和物资都要从南方调运。那时的运输条件不像今天这么发达，只能走京杭大运河这条贯穿南北的水路，经通州这个交通枢纽、漕运仓储重地，把建筑材料和物资运进京城。”我略知通州的漕运历史，读了这段文字印象更深了。《难忘的戴帽学校》一文记载，“民国时期孔庄就有私塾。新中国成立后成立了小学，校址设在关公庙。1972年在国家教育政策鼓励下扩大办学规模，在原来建制不变的情况下增设了初中班，成为戴帽学校。”或许与我在家乡的“戴帽学校”教过书有关，读到这样的文字倍感亲切，让我一下子回忆起自己的那段生活经历。在《东关大桥的前世今生》里他介绍，“明代初期大将军徐达镇守北平时为加强帝都与外界联系，增强北部边防，方便军队出行，他下令在通州东城门外的北运河上建了一座木桥。”不长的文字描摹出古代这一带水网纵横的地理环境。《通州古树》一文通过记述“门前一棵槐，不是招宝就是进财”和“宅子老不老，要看槐树大和小”的民谣，让读者进一步理解国槐成为国树的历史渊源。在《满是淳朴乡土味的集市里》他直接站出来高喊“特喜欢赶集！”从这样的话语里我能感觉到他那种欢呼雀跃的表情，让我这个同龄人想到了自己的童年岁月，一股怀旧情愫溢满心间。
通读《漕畔文痕》能明显感受到作者记录一方土地上社会生活的自觉意识。本书序言的作者刘康达先生直接称赞刘维嘉是“义务史官”。散文有叙事、抒情和议论的分类。刘维嘉把自己的作品定义为“纪实散文”，显然他是立足内容而非体裁定义的。我感觉恰如其分。
刘维嘉祖籍通州，出生在一个叫南大街的大杂院。他长期被小儿麻痹后遗症困扰，童年生活很艰辛。即使进入青壮年阶段也需要依靠拐杖行走。这样的残疾身体和成长背景导致他“过早地品尝到了受歧视的滋味儿”，对人性的体验尤为深刻。《老子说》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这观点体现在刘维嘉身上很恰切。逆境淬炼了刘维嘉坚强的性格，屡屡遭遇打击不气馁，对爱和同情尤为敏感。无论在企业做工还是担任通州区残疾人协会副理事长，他都珍惜命运的眷顾，总是拼搏向上，思想境界提升到了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度。他干一行爱一行，双腿虽然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行走，却用自己的方式走出了精彩的人生道路。退休前，他不但很好地尽职履责，退休后还笔耕不辍，积极地用文字记录家乡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
刘维嘉的散文创作已经脱离了那种简单的抒发个人情感的随性写作，他的书写具有明确的留痕意识。为家乡立传、为时代讴歌，成了他文学创作的动力，也是他的作品具有一定高度的奥妙。这是他文学创作的自觉，也是他能够成为通州本土优秀作家的原因。我期待着刘维嘉一如既往地关注通州古运河的发展进步，关注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这片土地每天发生的变化，用自己的笔记录时代，创作出更多可为后代留存记忆的优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