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昌
1976年7月28日，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终生难忘的日子。
我当时所在的陆军第66军驻地就位于唐山市，因此我亲历了这场400年以来世界地震史上最惨烈的灾难。
50年前的7月28日，北京时间3时42分53.8秒，一场7.8级的大地震使一座拥有100多万人口的唐山市瞬间被夷为平地，24.2万多人死亡，16.4万人重伤，7200多个家庭全家震亡，4200多人成了孤儿。
地震发生当天凌晨，我感到床铺在剧烈地晃动，猛然惊醒，听到远处传来“呜——呜——”的巨响，整个大地都在晃动，还伴随着建筑物倒塌的响声。我立刻意识到：地震了！随即大吼一声迅速从床上跳下来冲向门口，手刚刚触碰到门把手，就被强大的地震冲击波摔倒在地上。我顺势滚向床边，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力量，连拱带钻就爬进床底下。上半身刚进去，就听到轰隆一声巨响，房间的墙壁倒塌了，不少砖头石块砸在我的床铺上，滚滚烟尘呛得我喘不过气来。大约过了二十几秒钟，大地停止了颤抖，四周无比的寂静。我稍微定了定神，用头向上碰了一下床铺，有疼痛感，意识到自己没有死，于是迅速从床底下爬出来。窗台以上墙壁全部倒塌，就从残墙断壁中的缝隙里钻出来跑到外面。在政委王立庆的指挥下，我部立即清点人数，抢救被困战友。
灾情就是命令。从倒塌的房屋中冲出来的官兵们个个急红了眼，哪里房屋倒塌得严重就向哪里去，哪里有呼救声音就向哪里冲。我们通信营的两台运输车因暂无车库就停放在营部门前，地震中幸免被砸坏，这次大显身手，最先拉着重伤员开出了唐山市。司机杨新城和张维龙将车开出营区，面对一眼望不到边的废墟十分茫然，车向哪里开，将伤员送到什么地方，两人不知所措。最后与护送伤员的两个卫生员商量，决定一台车去天津方向，一台车去北京方向，只要沿途有医院就往里进。张维龙是入伍一年多的新兵，从司训队毕业不久，从未单独驾车执行过长途运输任务。他克服路况塌陷、断裂，道路生疏，夜间浓雾等重重困难，忍饥挨饿，昼夜兼程，连续三天两夜未合眼，未吃饭，将两批重伤员平安送到北京，终因饥饿劳累昏倒在驾驶室里。
而处于震源中心的人们惊恐万状地从倒塌的房屋中跑出来，稍一冷静立刻想到了赶紧向党中央、向毛主席汇报，那是人们的希望！然而地震将供电、供水和通信系统全部破坏，唐山与外界失去了一切联系。唯一的希望就是我们通信营的值班电台！地震那天晚上，无线电连报务员吴东亮正在机房值班。他不顾一切地用身体护住电台，并冒着余震的危险四出三进机房，仅用18分钟就抢救出军区1号网电台及配套设备，在台长和战友张俊卿的协助下，在露天重新架设开通了电台。在没有上级指示和机要员拟制电文的情况下，他们机智地使用报务用语将唐山发生地震的情况向上级进行了汇报。此时距唐山地震发生仅隔21分钟，成了唐山地震后向北京发出的第一份地震报告。该事迹最初是由我负责收集抗震救灾好人好事时发现的，按要求上报后，吴东亮被荣记个人一等功，并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抗震救灾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表彰大会，那部电台也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博物馆收藏。
地震当天，我和我的战友们抢救被埋的战友，转运伤员，清理武器弹药、通信器材，救助当地群众，连续十几个小时没喝水、没吃东西，直到下午四点多钟才吃饭。饭是用露天游泳池的水做的，每人一碗黏稠的大米粥。部队的游泳池可谓功不可没，在地震后一周时间里，它成了我们营区所有人员以及营区周边群众、抗震救灾部队唯一的生活水源。当我端了一碗米粥正想找一块干净的地方蹲下来吃饭时，忽然看见一个灰头垢脸的中年男子领着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目光呆滞地站在旁边。小女孩穿着一条短裤赤着双脚，脸上有多处划破的伤痕，眼含泪水看着我。见此情景，我一阵心酸，随即把米粥送到他们二人手中。中年男子告诉我，他家住在钢厂附近，他的父母和妻子都震亡了。他们父女二人从废墟中爬出来，步行十几里路来到营区。他说：“哪里有解放军，就到哪里去，只要见到解放军我们就有救了。” 晚上，我和技师王连柯又冒着余震的危险跳进倒塌的房子里抱出了我俩的被子送给了他们，父女二人感动得热泪盈眶。过了几天，我们帮助他们父女二人在路边搭建了一个抗震棚，他们总算有了一个临时的“家”。
通常一场大地震过后都会发生多次余震，唐山大地震后余震频繁发生，最大的一次7.1级余震发生在当天18时45分。只听见四周“轰轰”作响，刹那间地动山摇，伴随着远处传来的惨叫声，让人们毛骨悚然。我目睹了尚未完全倒塌的建筑物彻底垮塌的情景。余震过后，我们的营区和唐山市真正变成了一片废墟，也使埋在建筑物中尚未脱险的人们再次蒙难，整个唐山市进入死一般的寂静之中。
地震后约十天，寻找救援被埋人员的最关键、最较劲的战斗告一段落，人们得到了一些喘息的时间，我也终于有了去唐山市区里寻找亲朋好友的机会。
我走了十多里路，先来到唐山陶瓷技校，我的一个初中同学刘玉田在此上学。地震前两天，她还来部队找过我，说马上放暑假了，想和几个要好的同学在唐山玩两天再回老家，万万没有想到这一看似美好的决定竟然让她魂断地震之中。工作人员告诉我，她的尸体还未发现。后来得知，直到冬季全面清理废墟时才找到。唐山第六陶瓷厂办公室郝桂兰大姐，曾是北京军区八一体工队的篮球运动员，我常找她帮忙购买陶瓷产品。到了六瓷厂，我一眼就看到她工作的那栋办公楼已彻底垮塌，三层楼变成了一层楼。听厂里人员介绍，在楼里住宿的人员全部遇难，地震那天晚上她也在该楼值班！最后一站我来到北京军区第255医院，我的一个表姐王玉芬在此居住，她的丈夫是该院一名护士长。令人痛心的是，地震中她失去了最亲的三个人，母亲、丈夫、儿子，她也因地震砸伤与女儿一起被送往外地医院。我几乎走了半个市区，所寻找的人员无论是活着的还是死去的一个也没见到！当时沉痛的心情，真是无法用语言和文字来形容。
地震35天后，师政治部组织召开了在师部营区震中遇难的军人、职工、家属集体追悼大会，我被抽调去筹备。追悼会没有花圈，没有骨灰盒，没有逝者的遗像，只有一个横幅和一对挽联，正中间悬挂着书写在白布上面的几十位逝者的名字。记得横幅和两边的挽联是电影队长范余曾书写的，我用隶书体书写的逝者人名。只有在当时那种条件和环境下，才会有那么一场无比特殊的追悼会。每当我想起这些逝去的亲人们，心情都无比沉重。和他们相比，我无疑是幸运的。
在唐山地震抗震救灾的日日夜夜里，我和我的战友们不畏艰险，不惧疲劳，克服困难，连续奋战，为抗震救灾和唐山的重建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河北省委和唐山人民为了感谢在地震中拼死救灾的部队官兵，抗震救灾结束后，赠给参加救灾的官兵们每人一个慰问袋，内装一个笔记本，一支圆珠笔和一枚刻有“人定胜天”的纪念章，我保存至今。每年的7月28日，我的脑海中都会浮现出地震发生那一刻的惨烈情景，就会回忆起我们不畏艰难困苦抗震救灾的感人画面，就会回想起在唐山大地震中遇难的战友、同学和亲朋好友们。感怀大家公而忘私，患难与共，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抗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