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班路上，我打开了胡留银老人的一段影像，看着时长为二十二分钟，想着与我的通勤时间差不多长。便想着边听边开车，正好。
胡留银老人是内黄县后河镇杨固村人，是经历日军1941年4月12日在内黄进行大屠杀的幸存者。这段影像是内黄县文联主席刘秀河提供的，拍摄于2016年。
老人瘦瘦的，很精神。开口就说：“我八十多了，不一定能说好，但这都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我握着方向盘穿行在车水马龙的中华路上，轻松地听着，我以为老人会为我讲述一串数字。
当老人的讲述进行到两分钟时，声音明显沉重起来，好像被什么深重的东西又拖回了那段血流成河、尸横遍野的岁月。
“上至白发苍苍的老人，下至怀抱里的婴儿，他们都不放过啊！太惨了，日本鬼子让一个女人为他们烧水。女人想着他们要用开水，谁知水烧开后，他们竟然夺过女人怀里的孩子，当着女人的面，把孩子扔进了开水锅。”老人涕泪纵横，几不能言。
……
“机枪扫射停止后，一个孩子从他娘身子下面爬出来，爬过来、又爬过去，见没有一个活人，又爬回去趴在他娘背上死了。”讲到这里，老人再次哽咽，讲不出话。
一股悲愤的气流在我胸腹里沸腾，我使劲儿咬着嘴唇，平复激起的情绪。我知道，我不能再开着车听下去了，视线已开始模糊。
我把车停靠在路边，暂停了老人的讲述，二十二分钟的音像我只听了七分钟。我相信了提供这段影像的人当时说的话，“我先不发，我怕我发给大家，大家一会儿会吃不下饭”。
我打开车载音响，播放了一段舒缓的音乐，再次驱车向单位赶去。
音乐在车里缓缓流淌，我却平静不下来。这宽敞的文峰路、这漂亮的文峰桥、这路边盛开的紫薇，他们本可以看见。这美妙的音乐、这清晨的鸟鸣、这嘹亮的汽笛，他们本可以听见。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时的万民欢呼，他们若能知道，多好。
我知道当年日军之残忍。上中学时读过讲述南京大屠杀的读本，也多次在影视中看到过日军的大扫荡，也总是恨得咬牙切齿。但总觉得这些与我还有距离。
直到今年8月2日，我随市作协一行走进内黄。
内黄，多近呀！我自小生活的地方距离内黄县豆公镇只有四公里，他们就是我的邻居，我的乡亲，我的同胞。
“一百零八口人，用绳子拴着，被刺刀逼着一个接一个走到井边，刺一刀，再推入井里。人一个摞一个把井填满后，他们用石磙把井口压死，再扔一颗炸弹，把井口炸毁……这样的血泪井在杨固村有五口，每口井里都填进去一百多口人。”
北中原的八月，连日高温，气象部门预警说“体感温度将会达到40摄氏度以上”。可我站在杨固村的“血泪井”旁，听着讲述者的叙述，倒吸一口冷气，感到了一种彻骨的寒。
“我虽然没有经历过，但我在收集、整理、复述的过程中，一次次还原那场屠杀。这常常令我心里难过好一阵缓不过来。可以说每讲述一次，我的心就痉挛一次。”另一名讲述者刘秀河说。
他站在万人坑旁的一棵苦楝树下，沉痛讲述着1941年4月12日的那场屠杀。他没有讲述那场屠杀中被推入井内、被机枪扫射而亡的那4000多人的死，他讲述了那场灾难中个别人的生。
当敌人用刺刀顶着人，把附近142个村子里的人集中到杨固村时，有一位母亲意识到这是一次绝望的集合。她悄悄走进被作为包围圈的一间屋子，踩着桌子把屋顶掀开一个洞，把孩子放到屋顶，自己再跳上屋顶，翻过屋子逃走了。紧随其后又逃走了一个人，直至第四个人因为害怕暴露了行踪，失去了这条逃生之路。
还有一个人悄悄解开了系在手上的绳子，把绳子握在手里佯装正常被缚，随队走向井口，趁敌人不注意时越过井口迅疾跑开，侥幸躲开了敌人的子弹。
还有一个人，身中三枪，其中一枪，击穿了他的身体，侥幸未伤到要害，他凭着一口气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
还有……再没有了。
扫荡时被敌人围起来的4000余人，侥幸生存下来的寥寥无几。
……
扫荡前逃走的乡亲，回到村子，看到的是血流成河，看到的是野狗在死人堆里撕咬，看到的是房子在一堆灰烬中弥漫着刺鼻的烟尘……整个村子再没有一个人、一间房、一棵树、一粒粮食，甚至没有一口水。全村六口井中五口填满了人。剩下的最后一口井，敌人离开时下了毒药，又炸了井口。活下来的人只能喝土井里渗出的一点儿水，不少人又感染了疾病，疾病加上饥饿，每天都死人。最后整个村子800口人只剩下173口，有24户人家全家无一人幸存。
刘秀河反复用一个词“绝望扫荡”。是的，绝望！老人的绝望！孩子的绝望！母亲的绝望！草木的绝望！土地的绝望！他们想让这片土地变成绝望的滩涂！但他们错了，这里是黄河流经的地方，是华夏英雄儿女辈出的地方！
从日军占据这里的那天起，乡亲们就开始配合八路军的抗日行动。游击队的伤病员被老百姓藏在家里，每一次扫荡，乡亲们都抬着伤员共进退。他们尽己所能让受伤战士吃最好的，给他们最细心的照顾。伤员不幸病逝，他们就卸下两扇门板作为棺材把他们葬下，门板卸完了就用炕席，炕席用完了就用草苫，草苫用完了就用干草。他们尽己所能给这些年轻的战士最大的支持，最后的体面。
1941年4月12日那次扫荡，敌军在杨固周边盘踞七天七夜，到处搜索。一个伤员对抬着他的乡亲王东枝(音)和她十五岁的儿子说：“你们走吧！别管我了。”“要活都活，要死都死，怎么把你抬出来的，还怎么把你抬回家。”王东枝坚决地说。他们已经躲在沙窝里好几天了，没吃没喝。为了活下去，王东枝回家找食物，被日军残忍杀害。她十五岁的儿子也被扔进了井里。
我想，若人生重来，他们仍然会这样做。虽然危险重重，但他们坚信只有八路军才能真正救他们于水火，一味忍让是换不来和平的。
那个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后来还带着日寇留给他的三处枪伤走向了朝鲜战场。再不能让侵略者踏上我们的土地，再不能让任何人犯我中华，他以此为信念，吾辈也以此为誓言！
我戴上耳机，从头开始，默默看完了胡留银老人讲述的影像。老人涕泗横流，我感觉自己像三九天被浸入了冰河，沉重、寒冷、疼痛。
“死者长已矣”，遇害的乡亲已长眠不起。活着的人当更强大地活着，铭记逝者的遗憾与不甘、屈辱与愤怒，铭记那段万民悲号、草木呜咽的岁月，才是最好的纪念。
那道掩埋遇害乡亲的沟渠被称为“万人坑”，后建成一个纪念园。纪念园就在杨固小学的后院，进校门，越过一道骑楼就是。这里的八月草木葱茏。纪念园内有一石碑，碑上丹书那场屠杀经过。这不足500字的碑文，记载着142个村子里4000余个有血有肉的生命，五万余间房屋，数十眼井，数十万株树木……这些文字中的每一笔每一划都淌着血泪，都刻着仇恨，都写着屈辱。让我们铭记，铭记是最好的纪念。每日清晨，前院传来的琅琅读书声是环绕在纪念园最美的祭奠。后院石碑上那不足500字的碑文，是孩子们读书自强的最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