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河郝植恭与其《漱六山房诗文集》

晚清同治、光绪年间，直隶三河文人郝植恭，以循吏之身兼诗文之擅，成为畿辅文坛与齐鲁官场上极具代表性的人物。其历仕山东近二十年，勤政爱民、兴学助教，留下卓著吏治声名；公务之余潜心著述，著有《漱六山房诗集》《漱六山房文集》近三十卷，与丰润赵国华、玉田蒋庆第并称“畿左三诗人”。

郝植恭（1833年-1885年），字梦尧，出身京东望族三河沙岭郝氏。此家族德行传家、文脉绵长。康乾年间，四世祖郝瑞麟乐善好施，每逢灾荒赈灾济贫，平日修桥铺路，孝义事迹即被传为佳话。此后，又有郝舜琴、郝玉衡、郝宪章、郝崇峻等多名家族成员各以德才见载于当地官方史志。郝植恭的父辈深耕儒学，品行端谨；其母为宝坻文学世家北王氏之女，以贤淑见称，让郝植恭很早就打下扎实的经史诗文功底。咸丰二年（1852年），郝植恭考中举人。同治初年以大挑分发山东，开启近二十年的齐鲁仕宦生涯，历任山东夏津、堂邑、临清、莱州等地知县、知州、知府，累官至山东补用道、按察使衔，成为晚清山东知名循吏。

郝植恭所著《漱六山房诗集》，共十二卷，收各种诗作近700首，律诗、绝句、古风各体具备。就题材看，大体包括三类：一是抒写个人的见闻感悟。此类诗作多借助日常生活中的事物或经历生发出一些为人处世的道理，说教味颇浓。有些则写得别有风致，如《榆钱糕》写采摘、蒸食榆钱的情形，地域色彩鲜明，生动可喜。也时有反映劳动人民悲苦状况的诗作，如《苦徭役》写农人徭役不息，生活艰难，说“为君尽蠲除，愧予力未及。但愿少缓期，与尔暂休息。”表现了对劳苦大众的同情。二是论史评书、品曲咏物。在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品评中，能提出自己的感受和看法。有的纯然就是复述历史故事，如《读秦本纪》：“荆轲剑术竟无功，博浪沙中一击空。谁料赵家疏远族，天犹假手望夷宫。”写秦朝统治未丧于张良、荆轲这样的壮士，反倒亡于宦官赵高，深含悲慨之情。其咏物诗多能反映当时的社会风貌，世风民俗，如《织房观织歌》《夷女鼓风琴曲》《近体田家竹枝词》等。三是酬唱应和、送别怀人。此类诗作亦不乏感人之作，如《哭四女鄃姑》最后说“赵家有娇女，亦葬城南畔。遥遥相望间，只隔城一线。魂小倘有知，与若为女伴”。女儿独葬他乡，若地下有知，难免孤苦，好在赵家女亦葬于此，可以为伴，殷切惦念溢出纸外，形象地表现出一个父亲对女儿的深情。

《漱六山房文集》十二卷，收录序跋、碑传、记文、书札、公牍、论议等各类文体一百五十八篇。文稿大多关联其仕宦经历与治学思考，涵盖吏治方略、地方风物、经史考据、人物传记等诸多内容。其中《济南七十二泉记》是其最负盛名的传世名篇。该文作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全面考述济南七十二泉的名称、方位、源流与历史沿革，订正金代佚名《名泉碑》、明代晏璧《七十二泉诗》的诸多讹误，考据翔实、文笔清雅，是清代记述济南泉水文化最权威、流传最广的经典文本，被后世各类济南方志、名胜典籍广泛转载引用，成为泉城文化的核心文献之一。其余记文、公牍真实记录晚清山东地方治理举措、民生利弊、民俗风貌，是研究晚清山东吏治与社会民生的一手珍贵史料。如《官马说》写驿站的官马多羸弱疲惫，差人犹鞭打驱策，不加爱惜，指出“凡物之以官名者皆不甚爱惜者也，奚独一马之故哉！”颇能切中时弊。《蔺相如论》赞赏蔺相如从国家大局出发礼下廉颇，痛斥为一己之私而败人家国的卑下行径。《捕蝗记》写蝗虫为灾，灾民行贿瞒报，不使官捕，因为“蝗灾虽重，未必遽无孑遗，而官厂一立，则不赤其地不止也”，反映官场腐败颇犀利深刻。

纵观其诗文整体风格，始终贯穿“经世致用”的核心思想。无论是诗歌纪实悯民，还是散文载道言政，皆立足现实、贴合世事，不空谈义理、不雕琢文辞，将个人文学创作与吏治实践、民生世事紧密结合，很好地诠释了传统文人“达则兼济天下”的理想追求。其诗歌不刻意追求辞藻华丽，而以浅切语言写实景、抒真情、记实事，句式平易流畅、气韵平和中正，深得唐代白居易、宋代陆游诗歌的写实精髓。其文创作则承袭桐城文法，兼具实学底色，文风简洁严谨、说理透彻、章法规整。论政之文务实切用、逻辑清晰，尽显循吏的务实思维；考据之文严谨审慎、立论公允，彰显扎实的学术功底；记游叙事之文清雅灵动、描摹细腻，兼具文学美感与史料价值。其诗文后被《畿辅通志》《晚晴簃诗汇》部分收录，当代出版的《清代诗文集汇编》则完整收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