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在四月，四月是残酷的季节。这个四月里，我怀念逝去的父亲，还怀念另一个人，曾和我有过两面之缘的著名作家陈忠实先生。一晃，陈先生已经走了十周年，虽然他和我们阴阳两隔，但他的生命和灵魂之书《白鹿原》却天天立在我的书架上，和我朝夕相处，对我的影响毋庸置疑。
陈忠实远没有驾鹤西去之前，他的代表作《白鹿原》就已经被经典化了，成了当代文学的一座纪念碑——当代小说中，享受这份荣耀的不多。对此，他却并不感到自豪。我记得我曾在北京两次就此问过他，每次他皱纹如刻的脸在吐出烟圈的间隙后就陷入沉思，“啊……就这么回事……就这么回事……”
2010年前后那些年，陈先生常来北京开会。作为一个文化杂志记者，得知他的动态，我总不免想采访他，听他睿智的一席谈——大学时，读过他的《白鹿原》及有关他的消息后，我觉得如果说博尔赫斯是世界作家中的作家，那么陈先生则是中国作家中的作家，我一直这么以为。后来，当我有机会在北京把自己的这一想法告诉他时，他只是笑笑，“不敢当……哪里是呢……”
2016年4月29日，73岁的陈先生因病离世。我很伤心，我写的一篇短篇小说也没来得及拿给他看。2013年11月的一个冬天，在首都大酒店，他曾答应让我寄给他一篇小说，可能的话推荐到《延河》。“《延河》是个好杂志……我是从那起步的……很多文学青年从那里开始了写作之路……”他说着我专注才能听得明白的可爱的陕西方言。稿子寄到陕西作协，可从此石沉大海。小说一定写得太糟，我想，有机会还是当面交给他另一篇小说吧！然而，到底还是没有等来机会。那篇我改了又改希望梦想成真的小说《六里桥南》最后莫名其妙地消失在出租屋被盗的电脑中。
《六里桥南》是一篇北漂故事，我32岁的半自传作品——我已经过30岁了，人生还寂寂无名。而彼时，30岁的陈先生因《接班以后》在文坛已崭露头角。“《接班以后》其实是一篇很不成熟的作品。”陈先生坦言，“我都不好意思再看……不过，写作都有这样一个过程，甚至模仿的过程。这都不怕，怕的是你不再写了，停止了观察和思考……你还得下苦功夫练笔，年轻人不能偷懒，不能投机取巧……”我总记得我们在酒店说话的那个场景。在大堂一隅，每次问起这个问题，他都浅笑着，指间的烟圈袅袅上升，“文学是个美丽而又神圣的魔鬼，如果能使你九死而不悔，那么你是真的爱她，也会为她写出什么有价值的好东西。”
陈先生和我的两次谈话加起来也就两个多小时。但在我，这是一段极其珍贵的经历，我受益良多。比如谈起读书的好处，先生说得很诚恳、热忱，说爱玩的青年如果有志于某项事业一定要少下棋、少打扑克，多读书，多思考。喜欢写作的人，《静静的顿河》《无名的裘德》等中外作品一定要读，多读。学习他们是如何观察社会描摹人生的……写作要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自己的个性，个性要朴实……
一晃，那个走路略微摇晃，头发花白，身子清瘦的陈先生离开我们十周年了，但他的“垫棺做枕”之作《白鹿原》还在坊间，一如他沧桑的脸庞“栩栩如生”。他曾有句名言：艺术创造是为了沟通，一部作品一旦完成了这个广泛的沟通，创造的全部目的就算实现，再无须多说一句。先生花四年心血写就的《白鹿原》我读了不下三遍，从语言到结构、思想内涵，每次都常读常新，总体感受，像他在一篇散文《原下的日子》里所写的一句话：“原坡上漫下来寒冷的风。从未有过的空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