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在大城县，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大村子。说到大村子，就要说一说手表的故事。
上小学时的我们，几乎每一个男孩子，都有在手腕上用钢笔、圆珠笔画手表的经历。那时的我们，对戴手表有着深深的渴望。
在改革开放前，我们三千多人的大村子，十多个班级五六百人的学校，也只有两个老师戴手表。一个是我们班主任李老师，另外一个是教我们的女老师。李老师有一个哥哥在北京上班，送给他一块手表。而李老师竟然大多时间都把手表穿到腰间的皮带上，他觉得戴一块手表在手腕上太扎眼。教我们的女老师的手表，则是她对象买的。
改革开放的春风沐浴着我的家乡，我们村后街的几个生产小队联合搞起了一摊副业。给人印象最深的是，这几个生产小队买了两块在当时十分紧俏的上海牌手表，供外出推销产品的业务人员轮流戴。已经成家立业的我的二哥，有幸成为当时可以戴手表外出推销产品的少数几个人之一。他外出时手腕上戴的那块亮晶晶的手表，着实令我羡慕不已。正在村办高中读书的我，一次次勾起想偷偷戴一戴那块手表的欲望，这欲望终归没能得逞，二哥还想多戴几天呢。那时，这稀罕的小玩意，分明成了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1979年夏天第一次参加高考，同学们一块骑自行车去公社考点的路上，我非常要好的一位同学，一直在提醒着全班同学时间，他的手腕上就戴了那么一块亮晶晶的手表。那是他伯父的手表，特意让他戴几天，以便他从容掌握高考时间，考出好成绩。
可惜包括在公社读毕业班的全体同学，一百多人高考全部名落孙山。
同年黄叶飘飞的秋天，我和几名成绩相对较好的同学，一块到县中学复读。
1980年夏临近高考，远在新疆喀什做工的大哥回家，这使得第二次参加高考的我，幸运地第一次戴上手表走进考场。
然而，手上戴着大哥的手表，并没能给我带来好运气，我又一次高考落榜。一块复读的同学，有几个非常荣幸地考上了地区中专学校。通知书发下来不久，他们父母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们买来了代表荣誉和鼓励的礼物——一块亮晶晶的手表，真是让我既羡慕又伤心。
一块小小的手表啊，什么时候才能戴到我自己的手腕上？
时光如流水。1982年冬，我到了遥远又陌生的新疆库尔勒打工。1983年冬我从新疆回家前，用自己的劳动所得，花120块钱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终于戴上了属于自己的手表。
多年过去，手机都成了寻常之物，它功能强大，显示时间方便准确，代替了手表计时的功能。也记不起从哪一年开始，我就再也没有戴过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