歉
小学校门口商店里的玻璃柜台中，香喷喷摆着五根麻花，用油汪汪的半透明纸包着。其中的两根，露出金黄的麻花辫，点缀着细细的白糖粒，仿佛为了诱惑小孩子专门设的计。
孩子们纷纷中计，心甘情愿。我捏一捏裤兜里的几枚硬币，细细琢磨：两毛钱一根，我至少差5分钱。
这时我开始觉得饿，肚子好像咕咕叫起来，也似乎在瘪下去。我暗暗对自己说：对不起了肚子，今天我欠你一根麻花。我欠你一根麻花，希望很快就能还你。
对，只是“欠”，并不是“歉”。
一个小孩子，还不懂得“歉”，不懂得“歉疚”，更不懂得“歉腹”，只记着欠，欠肚子一顿饱，欠馋虫一顿美味。等攒够两毛钱，补上这个欠，小孩子的小日子，就重新幸福和圆满了。
小孩子不懂的，长大一些，就会多懂一些。
深秋的夜晚，我家院子里灯火明亮。我帮父亲母亲，把白天从田里收回的玉米，一一去皮，码放成垛，这是我们全家一年最重要的收获。
父亲有一些叹息：今年雨水少，玉米个头没有往年大，颗粒没有往年饱实，歉收得厉害。
我第一次听说“歉收”这个词。其实我不知道是“欠”还是“歉”还是什么“倩”，我还没学过——但是我明白，那一定是丰收的反义了。
那也一定是我们村里人最讨厌最失望最头疼的一个说法。
那个晚上，我对这个词已经有了隐隐的担心。词典上写着，歉收，是歉，而不是欠，那就不是吃一根麻花可以弥补的了。歉收的歉，让我们全村人，我的父亲母亲，在过去的一年里劳而少获，在以后的一年里精打细算。
“歉收”在我的脑子里盘桓了一整个冬天，直到春来，播种。我替我自己，替父亲母亲，替全村人，盼一个丰年。
许多年以后，有另外一件事，也在我的心里，盘桓了很久。
我从出版社的一位朋友那里听说，我最尊敬和喜爱的一位著名老作家，远道而来，要到一所大学里举办文学讲座。
于是那天晚上的讲座之前，我有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近距离接触这位文坛名家。我和朋友以及校方的工作人员一起，轮流推着轮椅上的作家，全程陪伴他参观校园和图书馆——将近八十岁的老作家，腿脚有些不方便。
在图书馆的前厅，参观即将结束的时候，我提出请求，跟作家单独合一张影。
当时，我推着轮椅背对着图书馆的玻璃窗，帮我拍照的朋友说这样逆光，要我推着轮椅转过身来。我当时也正在东张西望寻找合适的拍照点，朋友这么一说，我不假思索——千不该，万不该，忽略了我推着的轮椅上正坐着一位老人——我竟然十分快速地推动轮椅，转了一个180度的弯……
就是这个十分失手更万分失礼的动作，让我至今只要一想起，就无比歉疚。在我转动轮椅的那短短两三秒钟时间，我从旁边的一面镜子里，清晰地看到老作家因为我这突然的快速的转动，紧紧闭上了双眼，皱起了眉，微微张了张嘴。
这是一个明显受到惊扰的应激、不适的表情。那一刻，我心惊，胆战，脸红，几乎不敢跟老作家合影。
我歉疚于给老人的身体和精神带来的惊扰，更歉疚于源自我心的一种可能的共情：一位身体不便的老人，受控，或者说失控于一个莽撞无礼的并不熟悉的人。
我的心里，从此刻下一个深深的“歉”。
它不是关于一个小孩子，肚子饿与饱、瘪与鼓的口腹之欲的“欠”，也不是关于一场自然农事，只能听天由命但终究时过境迁的“歉”。这个歉，道不出口，挥之不去。
都是因为，阅历人间越久，我们的心思，不必说对一个人，哪怕是对一个字，感悟也越来越深邃和深情啊！
北
我们在村北捉迷藏，本来手拉手、面对面。有人一声令下，我们分开手，各自转身，背对背，跑向自己选择的命运。
游戏都发生在村北的果园、树林、田地。不管怎么躲，怎么藏，我们都是在村北，因为向南，就出村了。
小孩原本不知道有北，更不分南北。只是大人常说，去北边下地干活，小孩也就跟着，跟着叫北了。
村北的游戏玩起来，小孩就会有哭有笑。有的小孩把自己藏进一棵树，或者躲进一片草，游戏结束，没有被捉住，哈哈哈傻笑着现身；也有的小孩，爬树爬到一半掉下来，或者刚钻进一片草却被草叶刺疼，就会哇哇哇傻哭着现身，退出一场失败的游戏。
这些哭和笑，跟村北村南无关。小孩子哭或者笑的时候，没有想到这是北，没有想到北是我们命定的游戏场。
游戏，让我们快乐其中；游戏之外，就有很多的不快乐。因为我们躲藏的北，伴着苹果、梨，玉米、高粱，却没有糖果和点心，白面和大米。我们要想吃到好吃的，就要转身，背对北，面向南，出村。出村一里地，小学校旁边的小卖部里有糖果和点心，那是比任何水果都要甜美的滋味。要想吃到白面和大米，就更难，也更“南”了。那要临近过年时，我们跟着大人，用小推车推着玉米，向南五里，到乡里的供销社，用大袋的粗粮玉米，换来小袋的细粮，白面和大米。
我们都爱吃细软喷香的白馒头，不爱吃粗糙难以下咽的黄窝头。
可是我们不知道，也从来没有想过，为什么村北只有玉米高粱而没有白面大米？为什么我们只能也只有用村北的玉米，才能换来村南的白面大米？
我们不认识北，也不认识北以外的世界。
苦或者甜，多苦或者多甜，都是我们与生俱来尝到的人生滋味。
村南一里地的小学校，初冬的冷风阵阵袭来。我们哆哆嗦嗦，跟着老师念课文《寒号鸟》：“哆啰啰，哆啰啰，寒风冻死我，明天就做窝。”
本来，念过“明天就做窝”，这一句就算念完了，大家也都停下来。可是有一个小孩，紧接着又来了一句“哆啰啰，哆啰啰”。
这个小孩不是念错课本或者走神了，他是真的太冷了，比寒号鸟还冷。老师和所有同学都听到了他一个人的“哆啰啰，哆啰啰”。三秒钟的沉默和纳闷后，同学们哄堂大笑，连老师也没忍住。虽然老师和同学们也都冷。
我在大家的笑声中，快要哭出来。
第二天，学校宣布：每个学生要去村北边的山林里，割柴草，拣树枝，挖树根，送到学校，生炉子取暖。
我们把村北的柴火送到村南，从那以后，我们上课时就不再“哆啰啰，哆啰啰”。
可是，我们的村北村南，到了冬天，为什么那么冷呢？我们都没有想过。我们不了解北，甚至不知道自己身在北。
直到有一天，我们的小学校长客串未来的初中地理老师。他指着教室墙上的地图，告诉大家：我们在这里，在北方。
从这一天起，我们才开始真正关注和探索一个字。
北，是我们生活和认知的原点与圆心。一个北，当它向南向北一点或者向东向西一点；一个北字，当它跟另外的字产生一些组合，它们都蕴含更广阔更丰富的意义。那正是我们未知和渴望抵达的世界。
就像人生的哭和笑，苦和甜，冷和暖，不是只有我们村北村南的那一种。当这些感受越来越清晰，我们就越来越认识和熟悉一个字。
比如北的本意，它不是一个天长地久的方位，它是一个预言分离的姿势。
我们再也不做游戏。我们内心给自己一声令下，然后分开手，各自转身，背对背，走向自己选择的命运。
树
一棵树，该怎么认识？这个问题问得我，哈哈哈，笑出声。
我和小伙伴，一起攀爬一棵枣树，我在上面爬，他在我下面爬。我一失手，身体从树干滑落，我的屁股撞了他的脸，他的屁股撞了树坑。他丢了面子，疼了屁股，爬起身，找我龇牙咧嘴地算账。
小孩子理亏，偏偏词也穷，我本该安慰，却千不该万不该，一边花样躲闪，一边对着他哈哈哈。他恼羞成怒，气中生智，跳脚拽下两颗枣，不分青红皂白地扔来打我。我吓得转身跑，万幸啊万幸！哈哈哈，没打中我的头，耳边却刮过两声嗖嗖嗖，嗖嗖嗖……
哈哈哈，这是我第一次，记住一个“树事件”。从此很多年，看到枣树，或者枣，就算我不攀也不跑，耳边总是嗖嗖，嗖嗖嗖……
“哈哈”和“嗖嗖”，用这样的语气词来说一棵树，未免说笑了。一棵树的丰茂和丰富，覆盖两个小孩，覆盖许多种语气和词。
夏天的傍晚，邻家那个爱唱歌的不那么可爱的女孩，又在大柳树下开起演唱会。一块长条石头，就是她一个人的舞台。
她只会唱歌，不会跳舞，别的少年，就更不会了。
好在晚风送来柳枝的摇曳。
她没有意识到，柳枝在为她伴舞，我们在旁边，看得真切。柳枝随风轻摇，歌声随柳枝婉转，人也婉转——假设那摇摆的不是柳枝，摇曳的就是女孩了。
一棵柳树，无心摇摆，扮美一个歌者的舞台；女孩因此变得可爱了些，摇曳，就多姿。
从此，如果用一个词关联柳树，我说那是摇摆。虽然我说不清，是女孩的摇摆，还是柳树的摇摆。
苹果树，即使在白天，也让我时常想起，星星和月亮。
月亮很明，星星很亮，这样的夜晚，方便有人来果园偷苹果，当然也方便主人看住苹果、吓走偷苹果不遂的人。
我第一次陪父亲到山坡上的果园里看苹果。这样的夜晚，就没有人来偷苹果。我躺在苹果树下的干草铺上，目光透过苹果和枝叶，投向夜空，圆苹果就变成了圆月亮。风一吹，枝叶摇，满月变换成各种弦月，星星闪得更欢。
当苹果树和苹果，移情月亮和星星，不是来自联想或者一场梦，仅仅是因为，人生中那样的一个夜晚，我度过了。
高高远远的那棵树，在从前，我只会说它是松树的树，和树立的树。
松树距村庄三四里，立在山之巅。少年的我，站在大门口，从院墙外几棵高大杨树的枝叶间，便能望见。
少年总好奇，想靠近那棵松，看见整个村子，看见更远的山外山。
直到多年以后，我才终于登上山之巅，接近那棵树。时间让我明白一些道理，时间也丰富了我的说辞。我终于可以送给那棵看起来高高在上的树，一些形容，比如孤独而沉默，比如骄傲又慈悲，比如也有风雨也有情。
一棵树的品格与生俱来，一个人体会到这些形容，却要拜时间所赐。
树下了山，就到了人间。人间的事，常听到感叹。
当年“哈哈”和“嗖嗖”的枣树、为女孩扮美的摆柳、月夜星空下的苹果园，早已不在。村中大道边陪伴村人几十年的几棵大杨树，也只剩下了树墩和年轮。
那些时间被我看见。
从前的年轻邻居，现在的老邻居，在原来的杨树下，今天的树墩旁，挥锄劳作。我跟他打听，这几棵杨树，怎么都被砍伐了？
他指了指树墩，手指绕几圈年轮，又拍了拍自己额头上的皱纹。
哈哈哈，他的答案，只有一个字。
只有一个字的叹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