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我拥有的第一本书是《林海雪原》，封面早不知何处，内页泛黄，甚至没有了结尾部分。这是初中一年级时，同班同学志福送我的。虽然破损严重，但这却是属于我的第一本书。而那时家中并无书橱，连个书架也没有。
家里有一个被搁子，放在炕尾，上面放着叠得整整齐齐的被褥，里面盛着娘的针线、布头和一家人的衣服，这还是她的结婚陪嫁。被搁子是我们这一带农家常见的家具，娘的被搁子红漆剥落，露出榆木的本色来。我读完那本小说，不知该将它置于何处，最后小心翼翼地塞进了被搁子的角落，紧挨着娘的针线簸箩。那本书就在那里安了家，占据了一方小小的领地。
自此，我便有了“藏书”的念头。每得一本新书，便往被搁子里塞。先是几本，后是一摞，再后来，被搁子的空间越发局促。娘时常埋怨，说她的针线和衣物都没地方放了。我只好将书挪出来，装进一个纸箱里。那纸箱外面写着“天津胎黄梨”，有一股淡淡的梨香，混着书籍的特殊墨香，竟成了我少年时代最熟悉的气息。
结婚时，爱人娘家陪嫁了两个衣柜，榆木的，很结实。我觊觎已久，终于“霸占”了其中三分之一的空间，将我的书从纸箱里拿出来，一本本摆进去。那时觉得，书能住进衣柜，已是莫大的幸福。每日打开柜门，看见它们整齐地立着，心里便踏实。然而书越来越多，无休无止地买进，衣柜很快就不堪重负。老婆也有了意见，说衣服都没地方放了。于是，大部分书又被请回纸箱，堆在墙角，沉默而委屈。
我常想，什么时候能有一个真正的书橱，让我的书不再流浪？2003年6月，我终于买了两个书橱。那是标准的四层书橱，玻璃门，压缩板材质，散发着淡淡的木香。我将书从纸箱里请出来，一本本擦拭干净，郑重地放进书橱。它们终于有了露脸的机会，不再蜷缩在黑暗的箱子里。
可是问题又来了——书橱的空间有限，能放进去的只是一部分，还有许多书只能继续待在纸箱里，或者堆在写字台上、窗台上。它们像等待分配住房的人，眼巴巴地望着书橱中的同类，羡慕，嫉妒，却无可奈何。
2004年秋天，我又买了两个大书橱。这次材质也好，能容纳更多的书。我将绝大部分书都请了进去，只留下一小部分还在外面委屈着。我以为这下终于圆满了，可是书却还在不断增多。每次逛书店，每次看到喜欢的书，总是忍不住买回来。书橱又满了，窗台上、椅子上、书橱顶上，又堆起了书。它们像无处落脚的流浪者，在我的房间里寻找着暂时的安身之所。
我是一个宁愿自己受委屈也不能让书受委屈的人。于是又买了一个大大的木制书架，将那些零散放置的书放了上去。可书还是越来越多，窗台、写字台，甚至地上，又渐渐被书占据。它们无声地抗议着，诉说着空间的拥挤。
如今，我的书橱已经不算少，但它们似乎永远不够用。书依然在增加，空间依然紧张。但我却不再像从前那样焦虑了。因为我明白，书橱的变迁，其实是我与书之间的一场漫长对话。
书橱不仅是存放书的家具，更是安放灵魂的所在。每一本书都有自己的生命，它们需要空间来呼吸，需要被看见，被阅读。而书橱的局促，恰恰反映了知识的无限与个人的有限。我们永远无法拥有所有的书，也永远无法为所有的书找到完美的归宿。这种局促感，或许正是我们与知识之间永恒的距离。
书橱的变迁，也映照出生活的变化。从娘的被搁子，到结婚时的衣柜，再到后来的书橱、书架，每一次变化都伴随着生活的转折。书在其中，默默见证着岁月的流逝。它们从一方小小的领地，逐渐扩张，最终占据了我生活的大部分空间。这种占据，不是侵占，而是一种丰盈，一种充实。
有时我想，书橱的局促，或许是一种幸福。它意味着我还有渴望，还有追求，还有不断增长的智慧。
书与人，从来都是相互成全的。书需要人来阅读，人来珍藏；人需要书来启迪，书来陪伴。书橱则是这种关系的物质载体，它承载的不仅是纸张与文字，更是思想与情感。
书橱的变迁，还会继续。书还会增加，空间还会紧张。但我已经学会与这种局促共存。因为我知道，书橱再大，也大不过知识的海洋；空间再小，也能安放下一颗求索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