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没受过高等教育，没有什么好的工作，更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迹。她和世界上所有的平凡人一样，微不足道，毫不起眼。
小时候，我总是跟在母亲的屁股后面，追着她，想让她给我讲她小时候的故事。
母亲是长女，底下还有两个妹妹，家中的光景，像秋后收割过的田野，一览无余的干净。外公在外地做工，家里的几亩薄田便沉沉地压在了外婆肩上。12岁那年，母亲看着外婆夜里捶腰的背影，一声没吭。第二天，她便摸到了那辆比她矮不了多少的三轮车。学车的记忆，她后来很少提起，我只从外婆零碎的叙述里拼凑出那个画面：一个瘦小的女孩，在一次次的歪斜、倾倒中，死死攥着车把，膝盖上的青紫还没消下去，又覆上了新的。她终于驯服了那辆笨重的铁家伙，骑着它摇摇晃晃地把红薯秧和一身的汗水，一同运到田埂边。那时的日头真毒啊！可她记得的却是车轮第一次稳稳碾过土路时，风拂过脸颊的温柔。那田里的向日葵也是这样，在无人看管的角落里，自己学会了如何扎根，如何迎着烈日，沉默地生长。
命运的尘埃落在谁身上，都是一座山。母亲在初二那年，一场莫名的皮肤病，像藤蔓一样悄悄爬上了她的肌肤。同学们的窃窃私语和躲闪的目光，成了比病症更刺人的针。她沉默了，那份少女的敏感与骄傲，被一层自卑紧紧包裹。也就在那时，她作出决定：不读了，出去做工，供两个妹妹上学。她把这个决定说得轻描淡写，仿佛只是出门买趟菜那样简单。可我知道不是的。她带走的，是一个塞着几件旧衣裳的包裹；她留下的，是一张未写完的试卷，和一个再也回不去的课堂。
在外面的世界，她一身洗不掉的“印记”，遭遇过无数冷眼与刻意的刁难，她从不细说。她只说，那时候啊，就想着要好好活，要把事情做好。这股子韧劲儿，不就是向日葵的筋骨吗？风越狂，它的秆子越是挺得笔直；雨再骤，凋谢了的花盘，来年也要在原地生出更密的种子。
母亲的眼睛，总能看到被旁人忽略的美。她会指着墙角一蓬无名的野草，说你看那叶子绿得多水灵；她会为一场不期而至的雨欢喜，说庄稼可算能喝个饱了。她的世界，仿佛自带了一层柔光，总能从粗粝的生活里，筛出一点点金粉似的甜。
这份对美的珍视，最终都化成了对我品行的严苛守护。小学时，我为得到考百分的奖励，偷偷将98分的试卷改成了100分。那拙劣的笔迹，没能逃过母亲的眼睛。一向温和的她，那一刻的脸色，我至今记得。她没有大声斥责，只是声音沉沉的，像压着很重的东西。“分数不高，没关系。”她看着我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可人要是站歪了，就正不过来了。”那句话，比任何打骂都让我羞愧。她便是这样，用自己的一生为尺，丈量着“人”字的一撇一捺。
窗外的向日葵，又转过沉甸甸的花盘，追上了西斜的太阳。光，给它镶上了一圈毛茸茸的金边。我忽然明白了，母亲就是自己的太阳。她从不曾依附过什么，她的乐观与坚韧本身就是光源。她站在那儿，就是一片倾泻而下的阳光，温暖、透亮、无所不在。她教会我如何在这并不总是如意的人间，挺直了脊梁，做一个向光而行的人。
我总觉得，母亲是一株向日葵。不是花园里被精心伺候的那种，而是长在田埂上、河滩边，风里雨里都昂着头的野向日葵。她的生命里有一轮看不见的太阳，无论日子多么阴沉，她总能固执地拧着脖子，寻那一点儿光，然后把影子，倔强地甩在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