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姑是我在一次随大人串亲戚时认识的。
20世纪70年代，物质虽然匮乏，但基本生活还是有保障的，一些必要的礼尚往来也不会因为条件不好就被免除。特别是过年要给长辈亲戚拜年，更是必不可少的。在我七八岁的时候，我跟着父亲去给他的一个长辈拜年。我们三个人一辆旧车子，后车架坐我一个叔叔，我则偏坐在前边大梁上，因为不能骑坐大梁，那样会硌得受不了。即使偏坐，赶上颠簸的土路长了，也要把屁股硌得红肿，疼好几天。一路上往来拜年的很多，大多数是行走的人，也有推小车的，骑车子的很少。
拜年带孩子对于串亲戚是个忌讳，因为带孩子去除了吃喝（比大人不少吃），讲究的还要给个几毛钱，比起拿来的“活啦”（礼品），要赔上不少东西。虽然没有人这么算，但还是自觉地不带孩子为好。但大多数亲戚，还是真的愿意带孩子去。这次来的这个爷去年就嘱咐我父亲：“孩子们有大点的就带着来，你们城里（指县城）那边地少，队里养的猪也少，不如我们大洼口过年分的肉多，带他们来吃肉吃够了。”遵照诚心的嘱咐，我就被带来吃肉了。
这个爷爷家还有他的几个弟兄家有很多的孩子，也就是我的表叔、表姑们。虽达不到李铁梅“我家的表叔数不清”，但也不能都记住名字。更是由于年龄差距，大的表叔有的摸摸我脑袋，呲一下牙就算打招呼了，有的轻轻笑一下，表姑们则是摸摸脸，做个类似给擦鼻子的动作，有时轻轻拧一下脸或撕一下嘴，这就结束了结识的全过程。
有一个表姑和我年龄相当，等大的都走了，她才过来拉我的手，问我是哪里的，在家玩什么等问题，不等我回答就拉我去烤煤球炉子，可能是拉我手时感觉冰凉。烤炉子的时候我看到表姑很干净，也较柔弱，表现很温和（这都是后来回忆）。烤暖和后她就拉我去玩游戏，当然都是女孩玩的。开始玩翻绳，我不会，总是翻乱了或架秃噜了。她也不着急，就又玩跳房子，就是在地上划几间房子，然后单脚着地，跳着把一个瓦片按顺序逐次踢到更纵深的房子里，压线或踢出为输。我勉强跳了几次，最好成绩是递到三间。她似乎觉得我也不喜欢，就又改做投沙包（我们称携包，携是扔的意思）。就是在一定距离内把沙包投到对方身上，打中为赢。这个我倒是会一点，但因为也是女孩游戏并不熟练。不过这次我和表姑平分秋色，输赢参半。原因是在我们那里的沙包非重即轻，她的沙包轻重适宜，很好使。沙包是六块布头缝制的，原理类似枕头，但很小。里面装沙子时，打到人会有疼的感觉。装枕头用的糠秕或荞麦皮会轻飘投不远，高粱、绿豆、玉米都可以装，但为了玩耍使用粮食，人们不敢轻易选择。而表姑的沙包装的是自家种的红小豆。这种红豆包粒大空灵，揉捏滑爽，投得远，接着还不打手，不是人人都能做得起的。在约定好明年还来后，我们去享受全猪大宴，然后揣着五毛钱乐着走了后又乐了三天。
第二年去时，表姑神秘地把我领到一个小黑屋里，我看到了在一个小桌子上摆着一个不大的铜像，前边放着一个摆满点心的盘子。刚闪过一丝激动，以为叫我来吃点心，表姑说，这个不能吃，上供的，要等出了正月才能吃，她给我留了点心渣。说着从佛像后边拿出一个扁扁的纸包，打开一看是厚厚的一层点心渣。她说，快喃（抓到手心里用嘴大口舔食）吧！我也忘了让让表姑，大口大口地顶着呛，张飞吃豆芽了。表姑看着笑着说：“这包点心我故意搓搓了几遍，掉的渣多，为的是给你吃的。”虽然现在一想起来就眼睛湿润，但当时竟没有一点感激的想法，可能是光顾激动加害怕了。
第三年去的时候，我到处找表姑。大人问我钻拉什么，我说找表姑玩。大人问爷爷，是啊，怎么没见梅子呢？爷爷抑制住表情，貌似很随意地说，头年里出疹子没出好，没了。
我哇地一声大哭，爷爷责怪那人说：“我估摸着提起来就会有这一手，你还非得不停问，逗得他哭。”
第四年、第五年直至以后我就没有再去。因为不光是没有了红豆沙包、点心渣，主要的是没有了表姑。
我记忆里的表姑和表姑留给我的记忆里，缺少了人生五味杂陈，只剩了一个甜的味道。
表姑把她人生的全部，永远地留在了幸福的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