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俊倩
《幸福的花子》是孙全鹏的一部中短篇小说集，是“幸福三部曲”的收官之作。故事集中于豫东平原上的一个村落——“将军寺村”，通过串联新时代背景下一个个富有生命力的故事，书写了故乡在时代浪潮下的变迁，展现的是他基于自己对故乡的体察和爱恋所投射的对中国广大乡村面对时代的深刻思考。
全书涵盖了“故乡人”“故乡事”“故乡情”三个板块，所有故事都发生在将军寺村。正如书中所说，“跑得再远也得回来，这是家，是根”。这种复现有着强烈的“社会性”特征：人物的意义不仅在于个体命运的完整，还在于其在乡土网络中的位置，这种网络构成了人际社会。人物性格在不同事件的反复叙述中得以完善，而人物的反复出现又让事件叙述自然流畅。最明显的就是叙述者“我”——孙大朋，既是观察者又是亲历者。在《你就这命》里讲述自己的半生，在《最后一只卤鸡》中倾听叔叔故事，在《三人行》里成为引发村中老一辈故事的推动力。“我”通过自身视角展现将军寺村的风土人情，又通过观察和参与其他人事，完整呈现出村庄活泼的生活全景。三爷、强强、小卖部店主杨月等人物的反复出现，也都在塑造故乡人形象、完整讲述故乡事方面发挥着作用。
读《幸福的花子》会发现作者在构建将军寺村时，是将不同人、事、情感的故事串联起来，人物反复出现服务于故事的完整叙述和将军寺村的构筑。近年来，孙全鹏一直致力于以生动的笔触描绘其故乡的生活与情感，他的“幸福三部曲”都以“幸福”为题，均深深表达了他对故乡的怀恋和对“根”的坚守。具体而言，在构建自己的精神原乡时，孙全鹏的再现手法却更注重乡土情感的延续，注重塑造他的精神地标“将军寺村”，他的笔触深深扎进将军寺村的黄土地，比起在巴黎舞台上上演的一幕幕“人间喜剧”，孙全鹏想要展示的是处于更为宏阔的现代化浪潮下的乡村是怎样的，又是怎样推动乡村及处于乡村中老一辈和青年一代的命运的。在他笔下，人物的复现不为揭示社会机器运转的原理，而是为了延续那份割舍不断的乡土情结。
将军寺村的人物仍在现代化发展的潮流之下依旧怀揣着回归到了生养他们的黄土的愿望，就像“我”在《你就这命》中出走，哪怕爷爷告诉“我”，“我”总会回来，蹦跶不了太远，而“我”也正如爷爷所说回到了将军寺村，因为在将军寺村找到了归属。正如作品中将军寺河或作为地理坐标或精神原乡的反复出现，这种“在地性”的再现，本身便呈现了《人间喜剧》宏大叙事之外的中国式乡土表达，比起巴尔扎克的上帝视角，这种参与性的第一视角，仿佛作为将军寺生活展现的一块不可或缺的拼图，让人能真切体会到了乡土情结，且具有强烈的抒情性。而这些人物和环境的再现并非刻意的结构性设计，而是乡土社会“生于斯长于斯”的自然呈现，就像将军寺河的分流，看似分散却源出一脉。
茅盾文学奖得主张平说：“‘将军寺村’的时代叙事也应是中国叙事的一个缩影。”在急速城镇化的今天，书中展现了豫东乡村在现代化过程中，传统农业与新兴产业并存、人口流动频繁，村民们的不同选择和命运。这部作品的诗意之处，在于它是一部深情的备忘录，以文学形式抗拒着乡土根脉的断裂与集体记忆的消逝。孙全鹏并非怀旧式地吟唱挽歌，而是通过抒写 “乡土美学”，让那些在宏大叙事中常被忽略的、日常而坚韧的乡土生活得以显影并焕发生机。将军寺村的塑造，揭示了作者那份忽视经济价值的乡土情怀，这是人对“根”的归属认同、熟人社会的温情纽带，以及人与土地之间近乎本能的深刻联结。而将军寺村作为精神坐标蕴含的这些价值，正是我们面对现代性迷思时的一种“回归”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