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红平
婚姻里的结，缠上了观念的刺，便成了剜心的疼。女作家余悦妍的《向着远方》，就把这疼种在了县域城市的烟火里。这篇小说没有铺陈复杂的情节，只以彭洁菲被强暴后的婚姻裂变为主线，将现代性观念与传统伦理的碰撞，碾成了一地碎玻璃——每一片都照见转型期中国人的挣扎。
余悦妍太懂县域社会的肌理了。这里不是纯粹的都市，也非闭塞的乡村，更像个大杂烩：都市的新思潮顺着网线漫进来，乡村的老规矩还在长辈的唾沫星子里打转。彭洁菲就困在这杂烩里。她是带着“现代”印记的：被歹徒用刀抵住喉咙时，她掏出了避孕套——在她看来，活着比虚无的“贞洁”重要；事后报警抓人，不藏不掖，觉得这是受害者该有的权利。可这些在县城里，成了“不检点”的证据。
丈夫刘文轩的骨子里，浸着传统的浆。他是大学老师，讲着莎翁与鲁迅，转身却对妻子说“如果是我，我选择死”。这句轻飘飘的话，像道无形的墙，隔开了曾经的恩爱。在他眼里，妻子主动递避孕套的行为，不是自保，是“顺从”，是对婚姻里“纯洁”二字的背叛。连婆婆都在旁敲边鼓：“脸面比什么都重要，不报案谁知道？”
彭洁菲的挣扎最让人心疼。她既没彻底挣脱传统的束缚——总惦记着“从一而终”的婚姻，以为熬着熬着就能回到从前；又没完全拥抱现代的决绝——明明是受害者，却在丈夫的冷暴力里怀疑自己。卧室墙上的结婚照成了刺，照片里她和刘文轩深情对视的模样，与现实中“两个多月不回家吃饭、半夜回来也不碰她”的冷淡，形成了残忍的对照。她做他爱吃的油焖大虾，他尝一口就吐；她穿性感内衣想缓和关系，他眼里却幻出个“大大的安全套”。这些细节像钝刀子割肉，把曾经的温情割得血淋淋。
矛盾在拉扯中愈演愈烈。刘文轩的精神开始扭曲，而彭洁菲，在网暴的唾沫和单位升职失败的冷眼里，两次走向绝路。
可小说没把调子定得太暗。第二次跳楼落在玫瑰花丛里，对面楼的老奶奶叹“年轻多好，活着多好”，七楼的男人说“明天又是艳阳天”。这些陌生人的善意，像缝补裂痕的线，让困局里透出点光。彭洁菲最后问“明天又会如何”，其实藏着两种可能：是继续在无爱的婚姻里耗着，还是循着“向着远方”的暗示，走出这观念的泥沼？
余悦妍的厉害，在于她没给出标准答案。她只是把县域社会的“真相”摊开：这里有传统的沉重，也有朴素的善良；有人困在旧观念里作茧自缚，也有人在裂缝里试探着往前挪。彭洁菲的故事，不是个例。太多县城人都在经历这种撕扯——既想抓住现代的自由，又放不下传统的安稳；既怨着旧观念的束缚，又在不自觉中成为它的帮凶。
《向着远方》的震撼，正来自这份真实。它没有花哨的技巧，却让每个读者都能在彭洁菲的眼泪里，看到自己或身边人的影子。而“远方”的意义，或许不在抵达某个地方，而在敢于转身的勇气——毕竟，比起困在原地的疼，走向未知的难，总藏着更多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