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不乐意教书的我，没想到一晃几十年，硬是把讲台给站“穿”了。临近退休才发现，不管当年内心有多少个不情愿，三尺讲台就是为我这辈子量身定制的人生舞台。
因高考考了个尴尬的分数，我阴差阳错被本地一所师专录取，随后遭遇一连串的尴尬时刻。邻居前来询问录取情况，被告知后，接连说了“也好，也好”，不咸不淡，再无下文，宾主均用坚硬的笑容为简单的对话画上句号。一同学高考凑巧考了与我同样的分数，被省内某商科学校录取。开学前我到他家中做客。改革开放之初，市场经济活跃，商贸行业吃香，他父亲正好在市区某外贸公司工作，家庭条件自是优越。我们坐下时，其父正准备出门，随手从桌上拿出一条香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出品的“双喜”牌香烟（当时少数高收入人群的消费品），从中抽出一包。得知我将到师范学校读书，他抽取烟包的手停顿了一下，嘴角轻轻上扬，似笑非笑地说：“读商校，怎么说也比将来‘敲桌头’（当地对教师的轻蔑称呼）强。不过当老师总算是端铁饭碗。也好，也好。”他也许意识到自己的失言，马上补了两个“也好”。我霎时一愣，只觉得有一股冷气从头发直窜到脚底，一时说不出话来。
好在，大学读的是中文专业，对喜欢文学的我，多少是个安慰。
毕业分配，迎接我的是一座离家二十多公里的山区中学。骑着自行车，坑坑洼洼的泥土路一路颠簸，到达学校大门传达室，拍去满身泥土，掏出介绍信递给正在室内喝茶的校长。校长接过我的个人资料，直盯着我看，“好啊，好啊”地说个不停。我在内心嘀咕：你好，我不好！
不好，也得好。不为别的，我得养活自己，这是当下最大的命题。
工作是稳定下来了，但我的心“稳”不了。待遇低是最直接的原因。正当“造导弹不如卖茶叶蛋，拿手术刀不如拿剃头刀”的年代，我每月到手的工资不到珠三角工厂流水线工人的四分之一。于是跳槽的事先后尝试过几次，收获倒是丰富多“彩”：白眼，青脸，还有满鼻头的灰。
把我的心拉回来的，是学生。学生们基础虽低，但学习热情甚高。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读书是农家子弟的唯一出路。望着讲台下一双双饥渴的眼睛，我深知他们像我当初一样，渴望跳出农门。我真不忍心因为自己对命运的抱怨而耽误了他们。
农村孩子的纯朴和真情，像来自山野的春风在我的心田轻轻拂过，灰暗的底色，渐渐泛起绿意。
一位学生，刚升上高二不久就参加征兵服役去了，到部队后经常写信给我，分享他兵营生活的乐趣和训练的辛苦。后来他自学考上军校，第一时间把喜讯告诉我。
有几位学生与我走得比较近，经常在晚上上完自修课后到宿舍找我，或聊学习上的事，或闲聊。周日下午回校，有人从家里带来些农产品，偷偷放在我的宿舍门口。其中一位学生成绩比较好还特别喜欢上我的语文课，我也喜欢他。我根据他的各科成绩和存在的不足，协调科任老师有针对性补课，并全程建档跟踪督促，通过数据分析调整着力点。还经常在晚自修结束后安排他到我的宿舍“加灶添柴”。师生聚焦合力，这位学生终于踏入大学的门槛。入学前他特地与父亲一起，带着山区的土特产到我家答谢我。参加工作后，他也一直与我保持联系。
一位学生，自知底子太薄，升大学无望，经常以各种理由请假，甚至旷课，晚自修时间则多次翻过围墙逃到校外逍遥。我对他课内批评，课后单独做思想工作，甚至联系家长到校协助教育，最终让他的学习生活回到了正轨……
辛勤付出，学校领导看在眼里，不但把我推荐为市级优秀班主任，还提拔我当上了语文教研组长。
事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像久旱后洒下的甘霖。我泛绿的心田，蛙声一片。
从事一辈子的教育工作，我深切领悟到教师职业的价值和幸福所在。教师工作，面对的是鲜活的生命，是活蹦乱跳的灵魂。如花的青少年，营造出灵动的生命氛围，输送生机勃勃的青春气息，也必然点燃教师们奋发向上的工作热情。教师们每天与这群最具活力和希望的孩子为伴，助他们追梦、圆梦；他们回报教师以青春的气息和力量，让教师和他们一样永存一颗充满朝气活力之心——这就是教师的财富和骄傲。
回望我的职业生涯，曾经迷茫，曾经失落，曾经抱怨，但终归明白：一个书呆子，手无缚鸡之力，身无长物，幸有三尺讲台为我提供挥洒汗水之地。学生们不嫌臭，善莫大焉，夫复何求！
一辈子教书，也好？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