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功俊
长篇小说《龙凤歌》是一部充满历史纵深感的家族史诗。但真正独特之处，是它并没有沉溺于苦难的铺陈或对乡村的浪漫化想象，而是以冷静笔锋剖开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精神断层。通过马秋月一家四代人的命运轨迹，揭示了城市化进程中未被言说的文明困境——当传统伦理秩序遭遇现代性冲击时，人性的异化与复归往往呈现为螺旋式上升的辩证运动。
小说采用了三重视角叙事（马秋月、朱灯、朱红）构成独特的时空坐标。上卷中马秋月的回忆，层层剥离出冀北乡村的生存密码：婚丧嫁娶中的宗法制度、饥荒年代的生存智慧、集体主义时期的道德规训。这些看似陈旧的乡村记忆，在下卷朱灯、朱红的城市叙事中，获得了新的阐释。当朱红在服装厂流水线上重复缝纫动作时，这种机械劳动恰与马秋月当年手工织布的韵律形成对比。前者是被资本异化的生产单元，后者则是嵌入生命周期的艺术创造。这种跨越时空的对照，暴露出工业化进程中劳动价值从“生命叙事”向“经济指标”的质变。
朱灯从乡村教师到报社主任的晋升之路，暗含知识分子的精神蜕变。当他以笔为刀解剖城市化乱象时，其批判的锋芒始终受困于体制内的生存哲学，这种矛盾性恰是转型期知识分子的典型症候。胡学文在此展现出惊人的叙事控制力：人物的命运轨迹不再是线性推进的情节链条，而是多个时空维度碰撞出的精神场域。
马秋月的角色似乎是传统母亲形象的反叛，她不擅长农活，却对艺术充满热忱，心里埋藏着对现代爱情的渴望。这位母亲的生命从未简单，她在对孩子们的期待与寄托中，往往感受到的是自我编织而成的牢笼。随着故事的发展，马秋月的心灵历程并不可谓平坦，但在孩子们成长的过程中，她终于感受到了一种幸福与释然。胡学文以细腻的笔触剖开了乡村女性的生命肌理，揭示了婚姻围城下的隐忍挣扎。每一个家庭背后都有无数的故事，每一个人物都承载着时代的重任。这种浓厚的人性关怀，深深吸引着读者的心。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龙凤”寓意美好，正所谓“龙凤呈祥”。马秋月头胎所生下的朱红和朱灯就是龙凤胎，一切看上去都是天赐之福。但命运造化弄人，麻婆子出场，用一系列故事“泄露”天机，给马秋月的心灵蒙上了阴影，“龙凤”的美好寓意才开始扭曲、变味。麻婆子作为豆庄的一个“谜”，到死都没人知道她的年龄和身世，但她却像先知一样充满了神秘色彩，成为小说几乎唯一的内视角，俯瞰朱家两代人的命运，并在关键时刻作出判断和建议。
《龙凤歌》有一个情节，“女人钻进了猪的身体，使得猪说话了”，而女人钻进猪身体的原因，仅仅是“丢了布票”，这里带着一些魔幻色彩。与此同时可以看到，女性对于日常犯错的恐慌。猪的命运是任人宰割，是最卑贱没尊严的，作者选择“猪”成为女性逃避现实的精神归属，暗示了女性在日常生活中的卑贱和无尊严。这是性别给予女性的后天意识，也是社会整体给予女性的偏见与限制。
小说里多次写到惊恐发作。如焦兰男人和杨疙瘩因分粮起了争执，焦兰男人一气之下拿木锹劈倒了杨疙瘩。看到这一幕，马秋月竟晕倒在地；又如朱红借住大姐家，半夜马秋月从噩梦中逃出，推醒朱光明，说她听到了朱红的哭声就在门外。可以说马秋月常常会为一些极细微、极琐碎的事情而生出巨大的恐惧。而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这些极细微、极琐碎的事情并不会引起恐惧的情绪。
小说结尾，第四代人物朱丹的半挂车坠河事件颇具寓言色彩。这个在城市化浪潮中靠运输业发家的青年，最终被自己驾驭的钢铁巨兽吞噬，暗示着工具理性对人性反噬的终极形态。但胡学文在悲剧中埋下希望的种子：坠入河底的驾驶证上，依稀可见朱灯手书的“平安”二字，这种传统祝祷与现代契约的奇异融合，或许正是文明突围的微妙曙光。
《龙凤歌》书写了乡村女性，在漫长婚姻和家庭生活中的困境、苦难与心灵历程，书写了一个家庭在山乡巨变大时代下的生命史、生活史、精神史。胡学文以敏锐的洞察力，捕捉到了时代变迁中的细微变化，通过对四代女性命运、家族关系、人际关系作出了抽丝剥茧的细致分析，不断发出女性觉醒与时代变迁双重碰撞后的回响。因此，小说将历史与当下、永恒与瞬间，巧妙地联结在一起，呈现出较为丰富而广袤的乡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