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订的资料到了。同事将撕开的包装随意扔在墙角，我却发现包装封套里边还有几页印刷品，小心地捡起来发现，是印刷厂用富余的纸页当作保护层。我精心地把它们铺平，那是半篇小说。我立刻沉浸其中，尽管没有结尾，读后仍然心满意足。
喜爱那些被印刷出来的文字，于我来说颇有年头了。我的父亲是音乐老师，上小学时，孩子们盼星星盼月亮般地盼望父亲的音乐课，为的是课后缠着父亲讲故事，当年故事中“郝大成”的形象在年龄相仿的同伴中深入人心。后来我发现这一人物来自父亲床头的小说《万山红遍》，于是开始半懂不懂地读起来。等我遇不见几个生字的时候，也对读书产生了兴趣。父亲办公室的《儿童文学》《宝葫芦的秘密》《安徒生童话》似乎是不会枯竭的宝藏，我读完了也可以给村里的小伙伴们讲故事，望着他们陶醉的目光，我的内心同样陶醉。
上初中了，我放学后第一件事是去镇上的书报亭转转。卖书的老爷爷戴着眼镜，总是面带微笑。并不是每次都有钱买书，只是捧着《辽宁青年》《飞碟探索》看到天黑，老爷爷和蔼地告诉我该收摊了，明天再来。父母给订的《少年文艺》《作文通讯》和《东方少年》当然是不够看的，千方百计省下的钱首先就是给老爷爷，换回自己心心念念的名家散文。非常羡慕住宿的同学手里有家长给的可以支配的零用钱，心想如果自己节省几顿饭，是不是就可以买一本书？敬佩书中人物的妙语连珠，也常模仿书中的一言一行。那时流行摘抄书中人物的文字，我的本子上同样留下了很多名言警句。
读书，使小时候的我受到亲朋好友夸赞，自己也深感自豪，渐渐地竟有些飘飘然，自以为距离作家这一梦想只有一步之遥。
那时读书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必然影响学习，因此父母对我“看闲书”极为恼火。那几年，父亲生病在北戴河住院，放假时，三姑陪着我坐火车去探视，父母叮嘱她千万别让我买“闲书”。其实我对火车站里花花绿绿的《红墙秘闻》和《发人深省的案例》并不感兴趣，但望着紧盯自己的三姑，我故意拿着书翻个不停，甚至做出掏钱的动作，看着三姑急赤白脸的样子哈哈大笑。还有一次放假，我正沉浸在《汪国真诗集》中不能自拔，母亲的身影忽然在窗口一闪，发现我鬼鬼祟祟的样子，破门而入。本来就心情低落的母亲这次更是异常冲动，伸手撕了我的诗集，然后在外屋号啕大哭。我也深知自己对不起父母的良苦用心，在屋里痛恨自己管不住自己。那天中午，我们都没吃饭，谁也不搭理谁。直到傍晚，在县城上学的姐姐捎话来，需要我给邻村的同学送去一些东西，母亲才和我说话。第二天镇上大集，我收拾所有的课外书来到桥头，铺上一条旧床单，准备把它们卖掉，彻底断绝看课外书的念头。终于有人来了，拿起一本问多少钱，封面上人物的眼睛似乎在幽怨地望着我，我忽然有些不舍，匆忙收拾起来说不卖了，买书的人吃惊地望着我连连摇头。回家后，我把书锁进柜子里，与心爱的它们暂时告别。
上大学后，终于可以放心读自己喜欢的书，我很快成了学校图书馆的常客，也见识了更多文字。我在书店买了第一本世界名著《红与黑》，大多数名著都是在那时购买的。穷学生承担不起昂贵的价格，当年盗版书横行，尽管错误百出，但毕竟可以读到文章内容，自己的钱包也能够承受。一部《平凡的世界》微缩成厚厚的一本，在宿舍里躲了一天一夜，抠着蚂蚁般大小的文字和孙少平一起成长，感觉非常过瘾。大多时候，离学校不远的旧书市场是自己“淘宝”的首选。记得那套《悲惨世界》，先是买到了第一部和第四部，以后每有机会都去那里仔细搜索，甚至多次在梦里期待出现奇迹，直到临毕业前见到了“二”和“五”，十年后才在县城的旧书摊找到不是一个版本的“老三”，来自不同地域的这套书终于“团聚”。对于它们来说，又何尝不是一种缘分？
参加工作后，有大把时间可以读书，也有了充裕资金可以买书。书陪我住在单位宿舍不离不弃，也是第一批住进我新家的固定资产。我更加喜欢在书中领略春秋五霸的烽火硝烟，在书中聆听安娜·卡列尼娜的悲情倾诉，在书中感受雪域高原的纯净气息。尽管自己没有做到“腹有诗书气自华”，但读书让我在工作之余获得了恬淡与宁适。
书也有令我烦恼的时候。一次春节放假回来，发现放在柜子里的书有掉在水里又被塞回去的痕迹，几天之间，很多页面已经发霉，很是心疼了一段时间。有时书被借走迟迟不见归还，过了很长时间禁不住去问，可人家无所谓地“丢了”，同样感到不可理解。记得那次自己弄丢了别人的《最后的匈奴》，转了几家书店买回来悄悄还给人家。我觉得，书是我们的朋友，不能随意丢弃。几十年的读书经历使我认识到，读书不是一种自命清高的炫耀工具，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庸风雅，书，就是朋友。
如今电子书已经普及，读书以及查找资料更为方便，但每有空闲，我仍会捧起那些纸质文字，无须净手烹茶的仪式感，只需沉浸其中，便觉内心安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