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对于二姐，我其实是有些隔膜的。说原因，倒不是因为我们生活在相距甚远的两座城市，更不可能是姐弟之间曾有什么过节。记忆的残片里依然清楚地闪过那些片段：那个只大我三四岁的小女孩用竹篓背着一个胖胖的小男孩爬坡上坎；那个小小年纪的姑娘却能挑起沉重的粪担上山下田；那些鸡呀鸭呀只需听见她“咯咯咯”的呼喊，便纷至沓来，落屋归巢。从小到大，她为我们这个家庭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她对我更是关怀备至。我与她最大的隔膜，可能还是源自年少时我的自命不凡，很有一股子傲气干云的豪情万丈，这与那个早早辍学在家与猪牛鸡鸭为伍的二姐，实在有些“话不投机”。
参加工作后一度远在新疆，对二姐家的事情更是有些心有余而力不及。直到外甥高考后那个夏天，二姐的一个电话方才让我既感激涕零，又忐忑不安。感激的是，在她们一家人心目中，那个与她交流甚少的弟弟，却从来都是亲之所盼，关键时候能够指点迷津，一言九鼎。不安的是，对于她们一家的希望，那个在身高上早已碾压我的外甥，这么多年我疏于联络，关心甚少。俗话说娘亲舅大，可是我这个舅舅却是没有尽到一点点责任与义务。于是从七年前开始，我多次前往二姐生活的那个城市，去做外甥的思想工作。为了照顾他敏感的神经，多疑易怒的性格，还不得不与二姐高度配合，编造着一个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七年前是说服他高考失败后补习一年争取上更好的大学，最近两年更是频繁往返两座城市，力劝他安于现在优渥的环境和稳定的工作，不要意气用事，轻率辞职。
最近一次回到那个城市是在一个小雨淅沥的冬日。与外甥交流完后的第二天中午，我与二姐、二姐夫一行三人走出餐厅大门，雨却越下越密了。我原本没有打伞的习惯，二姐却无论如何把她那把小伞硬塞给我，还执意把我随身携带的双肩包背在她的肩上。我们沿着河堤往我乘车那个地方边走边聊。看着二姐那有些干枯花白的头发因为雨水的浸润，慢慢变成一缕缕的条索状，一阵阵心酸不觉涌上心头。纵然时光这把利刃在她脸上刻满了细细的皱纹，眼窝深陷，满脸风霜，她对我的爱护还是一如四十多年前，我还是那个需要她关心照顾的小弟。而七年之前有过劝说成功之举的我，这次对外甥的“思想教育”却是毫无进展，我不禁后背阵阵发凉。
穿过宝成铁路下穿隧道，来到我乘车的地点。回头望过去，却正是她们家所在小区。“每次涛儿周一去上班，我都站在窗前，看着他在这个地方上了单位的车，我才回去打扫收拾。”二姐似乎漫不经心的一句话，却一下触及到我的痛点。那一瞬间，一个伤感的画面在我大脑里定格：一个孤独的母亲就那样怔怔地站在窗前，目光温柔却又有些无奈地凝视着对面，期待着那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地下通道的尽头，再坐上那辆黑色牌照通勤车。两年多时间里，有过两次，她眼睁睁地看着车子慢慢驶出站台，儿子却还没有走出那段隧道，她想大声疾呼，一列火车滚滚而来，轰鸣声盖过了一切。有一次，由于通勤车改变了上车地点，不明就里的她看着儿子始终没有出现在隧道那头，担惊受怕了整整一周。听到这里，我已经鼻子发酸，神思缥缈，突然就想起了史铁生在“我与地坛”里花费巨墨，描写一个叛逆少年刚截肢后与相依为命的母亲那段悲辛无比的文字。那个敏感、激愤的儿子如何任由一个高度近视的母亲像搜索大海中一叶小舟那样，深情的目光一遍遍在园子里四处寻找，最终一次次收获失望。想起了那句痛彻心扉却又于事无补的领悟：这园中不单是处处有过我的车辙，有过我的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
而在二姐，从小到大，外甥的行程从来都没有脱离她那关爱的目光。这目光可以跨越时间的阻隔，就像一直还守护在他小时候的那个下午。那时，这条铁路还没有这条下穿隧道，到铁路那边去要么走上很远一段路去穿过，要么冒险横穿铁道。当年，二姐带着年幼的儿子在小区楼下做小本生意。那天，铁路对面一个客户订了一双鞋子，为了节省时间，她让孩子一个人留在铺面里照看店面，自己则提着鞋子横穿铁路送到对面去。她刚刚跨过轨道，一列火车呼啸而来，铁路这方，是那个忧郁孤独的孩子，铁路那端，是那个为了生活承担了所有苦难的母亲。瞬间看不见妈妈的他焦急万分，无助地号啕大哭，直到那震耳欲聋的声音过后，铁轨那边的妈妈正朝他频繁挥动着左手，母子俩的目光才又重新交织在一起。那目光，是一个母亲清澈无私的念，是一个儿子眷恋无比的盼，是人类瓜迭绵延生生不息的爱。
行文至此，我终于深刻理解了史铁生的痛定思痛：“所有的痛苦，在母亲那儿，总是会加倍。”不管是二十多年前那个在铁轨间穿行的年轻妈妈，还是二十多年后，站在自家楼上看着儿子穿过铁轨下方，到达对面车站乘车，这个有些衰老的母亲。而那个还沉浸在自己世界里的少年，多希望这跨越山海、消弭岁月的目光能够让你心中有爱，眼里有光。早早走出精神内耗的囹圄，励精图治，在这大美人间抒写青春的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