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老草木深 谭国伦 摄
小门洞上长着稀疏的狗尾草，已经枯黄，地上有一小片菜地。苦瓜的藤蔓爬满窗前这一段矮墙，叶子在风中沙沙作响，茄秧上顶着紫色的花，像是冷得发抖。此时飞来了两只麻雀，啄了地上的草籽又飞走了。
我走到院里，抬头仔细打量着眼前的老屋，不由得想起了过去：年少时，也是老屋的儿时。20世纪80年代中期，推算起来父亲50多岁才建成这处院落。一家人拼尽全力，连我们小孩儿也参与其中。初冬季节，村南坑已见底，原来水少处已干涸扒裂，像鱼鳞片片。我们用小铁铲把土铲成堆再锄到小推车上，顺着坡道推上去。倒进地基的方格里，四个大方格。那时家里还有个灰骡子，套上大车拉土、拉大坯、拉红砖、拉房檩，那骡子为这房子也是立下汗马功劳。盖房时街坊四邻都来帮忙，不要工钱，只是管饭。“助工”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都说彼时人比现在好，我倒觉得不尽然。只是那时候人空闲的时候多，家家条件都不是太好，互帮互助几成必然。房子和泥砌垒，外墙用红砖衬里用大土坯，俗称“里生外熟”。这就是农民的智慧，不但省钱，房子还冬暖夏凉。唯有这土炕建在后沿（北面），真让人难以理解，这样见阳光少不说，家具也不好摆放。后来才知，原来那时候时兴这样的布局，不怕潲雨，下地干活忘记关窗也无碍。说起这土炕，作家刘亚荣有篇散文叫《炕田记》。她是这样写的：“土炕边角四直，或长或方，一爿爿土炕联结在一起，就像整齐的阡陌。称为炕田，恰如其分。一批批小苗，顶出母体的壳，炕上生，炕上长，像大田里的庄稼一样，一茬接一茬，生生不息。世世代代的人，在炕上落生成长，接续烟火，繁衍家族血脉，演绎着人世间的悲欢离合。”还有比这更合适的比喻吗？灶火膛里燃起柴禾，顺着烟囱冒出的袅袅炊烟便是乡愁！也不必说这屋后的老榆树，丫丫杈杈枝繁叶茂。绿色的榆钱，花朵般重重叠叠，成了雀鸟儿的天堂。
兄长们挣到钱后买了一台电视机，“井冈山”牌。为了让电视机接收到更清晰的信号，院子里矗立起一个高约两丈的铁管天线杆。那时候小伙伴很羡慕我家的天线杆子，在这一片是最高的。那时候村里天线代表着富裕与阔绰呢！现在杆子还在，天线被雷击落，已不知所踪。只是觉得看到它就想起一大家子人在院子里看电视的情景，欢声笑语也还在，像是昨天。更有乐趣的是老屋的房顶，蒲草上压了土又絮了一层炉灰渣（村玻璃厂烧瓶产生的废料）用灰浆溜平，屋顶平整中脊略鼓。夏夜至秋初的时节我们拿着被褥草席上房睡觉。月圆之夜，梧桐树婆娑的大叶子，替我们挡住了月光。说来真是神奇，按说该打滚还照样打滚哩，却从未听说过，谁家的孩子从房上掉下来过……
后来再建的房子都没超过这处，财力使然，父亲也早早就花白了头发。“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老屋如何成了铁打的“营盘”？我们又怎么成了流水的“兵”。父亲始终不肯离开老屋，谁说也不听，父亲说：“要轮你们轮，我和你妈哪都不去。”于是我们兄弟几个只好轮流照看了。轮到谁谁就到老屋“值班”，从开始的一日三餐，到现在日夜看护。冬夜，星星很亮。疫情笼罩下的老屋，灯光都透着异样。父母已沉沉睡去，我轻轻掩上院门走到田野上。麦苗睡了，一条路蜿蜒伸向小桥，又分了个岔奔向河畔，那里芦苇茂密，淹没了那条小路。繁星照着旷野，实在不知那光走了多少年才让我看见？这条河却是少时的玩伴，那时绿柳丛丛、蛙声阵阵，浅浅没水草的地方清澈之极。雨后的鱼儿是那样多，数量、种类都多，有胖头、鲇鱼、黑鱼，小鱼种则是麦穗儿、毫根儿。在浅处打一段围堰，再做一个S形状漏斗接上筛子，用脸盆不断往外淘水，鱼顺着水流进筛子……可是现在到处是坑，树也没了，岸也被挖得陡峭起来。是谁改变了这一切，再不见当初的模样……
2021年11月末，母亲摔了一跤，脑出血昏迷了三天三夜。期间陡然下了一场大雪。老屋银装素裹，雪从屋檐探出足有半米，像西部牛仔翻卷的大遮眼。我们甚至都商量老太太的后事了，把孙子孙女们都叫回来见她最后一面。没想到的是孩子们见了他们的奶奶，虽然难过但却都说：“我奶奶没事，会醒的，会好起来的。”也许是老人生命力的顽强，再加上这么多家人的不舍和不弃。母亲回转过来，一个月后逐渐恢复了常态，只是嘴里含混不清更加糊涂了，勤劳的母亲“傻”了。我们在老屋“值班”将近八年了，父母也都已九十多岁了。经历疫情，一次次地“阳”，又一次次地“好”，实属罕见。人都说是我们子女孝顺，照顾得好。累吗？很累，累就对了，累了也就心安了。
因为我知道我们将来也会老，如同老屋一样，直到有一天所有这一切结束了，是不是还要回头，看一看曾经亮着昏黄而温暖灯光的那扇窗。